付洋（资料图）
“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付洋说，“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别无他路”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王和岩
付洋的人生原本有多种选择：学建筑，盖房子；去农村，像邢燕子那样；读清华，打篮球……
一切都因“文革”的爆发而改变。他的父亲彭真被“打倒”，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失去人身自由。而付洋则下乡插队、当民办老师、做学徒工，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底随父回京。
他的父亲彭真，新中国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也在“文革”后复出，领导中国的法制恢复和建设，之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79年，付洋也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相关经济立法，直到九年后转行做律师，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被认为是中国法制恢复重建30年来立法领域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而付洋从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转身到律师界，也已23年。
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这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的沉重感悟。
命运辗转
付洋的青少年时期，父亲彭真曾希望他学建筑。但这不是他的想法。上世纪60年代初，付洋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中生。那时，他的理想是像那个时代的“模范”侯俊、邢燕子一样，到农村去，有一番作为。
这样的憧憬很快被呼啸而来的“文革”击得粉碎。1966年，17岁的付洋读高一。“文革”伊始，学校停课，懵懵懂懂的付洋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杭州串联，“到处玩，到大学里看大字报”。父母被“打倒”了，无缘“革命”的付洋“逍遥”了两年，没上一堂课，高中毕业了。
1968年底，付洋和几名出身不好的同类，靠混火车到几千里外、遥远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当时属黑龙江省，下称莫旗)插队落户。在风景如画的莫旗，付洋种了三年地，学会了耕地、播种、铲地、收割、打场、放牧、铡草、赶车。
过了三年靠自己的双手种地、挣口粮填饱肚子的日子，付洋打篮球的天赋被莫旗人发现，三天两头被叫到旗里、外地，去集训、比赛——早在初三时，付洋身高已经一米八七，是北京市少年篮球队的中锋。那年全国少年篮球比赛，付洋所在的队是北京分区第一，赛后，清华大学看中了付洋，还希望他将来到清华去读书。
付洋说，他很感念莫旗人。那时，他的父母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莫旗人不管这些，付洋成了莫旗广为人知的篮球明星。之后，莫旗安排付洋到尼尔基中学(莫旗首府尼尔基惟一的中学)当民办教师。三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中，他教过语文、数学、物理，当过班主任。
1975年夏天，父母从秦城监狱出来后，被发配到陕西商洛，付洋被批准前去照顾，从此离开生活了六年的莫旗。在偏僻、贫穷的商洛，他先当代课老师，后做了三年的学徒工。
立法岁月
随着77岁高龄的彭真在“文革”后复出工作，付洋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1979年3月，30岁的他被分配至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即现在的法工委)工作，从此与法律结缘。
在那里，付洋度过了九年的岁月。那也是“文革”后中国法制百废待兴的岁月。
付洋回忆，经过“反右”、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新中国原本就薄弱的法律制度荡然无存，法律人才出现断档。当时主持全国立法工作的彭真，先后抽调了张友渔、史良、雷洁琼等民国时代的法律人才，充实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从事立法工作。
“那是个百废待兴，人心思法的年代。”付洋说，“文革”中连国家主席都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是国家的耻辱，“大家都觉得不建设法治不行了。”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第一年，付洋并没有直接从事与立法相关的工作。他每天所做的就是拆信、读信，及时归纳，向上汇报。大多数民众来信都是反映“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第二年，付洋开始接触立法工作。那时，他被调到法工委经济法室。
在进入人大法工委之前，付洋没学过一天法律，一切都要ABC开始学起。他边干边学，先在北京市法律夜大就读。三个月后，因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缺课太多，只好放弃。之后，付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参加全国统一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要考12门，我考过了11门。1988年，司法部特批了我的律师资格，就没有再考。”
付洋介绍，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主要从事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些基本法的起草，另有一些法律草案由国务院起草，之后送人大法工委审查。经反复调查、研究、修改，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付洋说，在经济法室做立法工作，充满挑战性，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绝不仅限于法律。比如在审定《矿产资源法》草案时，他专门去高等院校找来采矿学教材研读；进行《经济合同法》立法时，他先后阅读了日本、德国的民法典，以及法国拿破仑民法典和现行民法典。
付洋说，父亲彭真当时领导立法工作，既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还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例如，当时国务院起草的《食品卫生法》草案送交人大法工委审查。“其中有一条规定，生虫、霉变的食物不许出售。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特产就是‘霉变’食品，如霉豆腐、奶酪等。所以，我们后来加入了限制性条款：可能有害人体健康的霉变食物不许出售。”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九年里，付洋参与了40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
律师生涯
1988年，付洋39岁那年，离开全国人大法工委，“下海”做了律师，创办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此前的1980年，中国的律师制度随着法制恢复而重建。“当律师和任何公权力无关，我这是完全换位了。”但付洋还是选择了当律师，“我就是个体户。”他这样笑谈当年的人生选择。
因为父亲彭真在中国法律界的影响，因为之前九年的立法工作，为避嫌，付洋选择做一名从不出庭的律师。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事务所市场业务、协调研讨案件和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上。
付洋承认，出庭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法庭是律师的战场，能出庭很来劲，可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侃侃而谈。”
几年后，康达所渐渐成为北京名所，不断有客户慕名而来，寻求法律帮助和服务。
与出名随之而来还有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康达所特别能捞人。”付洋说他每年都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本刊记者问：“我听到一种说法，早前康达所的人办案，根本不找法院，也不找法官，而是直接找省委书记、省长，他们会将法院院长叫到办公室来。”
“呵呵，真正是个传说。”付洋笑着说，刑事案件在康达所的业务中所占分量很有限。“说实话，没有几个真正‘捞’出来的，真正辩到无罪释放的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做罪轻辩护。”
谈及和自己一样出身高干家庭、选择从政的高干子弟，付洋说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他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等人的后代，也有做律师的。“痛并快乐着。”他这样总结自己23年的律师生涯。
付洋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的立法还是越来越完备，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近年来法律界出现了种种纷扰，有些问题反复出现，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论。”付洋说。
什么是法律？法律其实就是规矩。宪法和党章里都写得很清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体现在健全的法治保障上。
“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别无他路。”付洋说。
付洋简历
1949年生，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1979年至1987年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任职至经济法室副主任，曾参加过经济合同法、矿产资源法、公司法、环境保护法等40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1988年创办康达律师事务所。1995年、1999年、2003年曾当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9年起开始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