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鼓掌的次数不如以前几次会议多，是好事。”虽然两会已过，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江胡葆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然难掩兴奋。
江胡葆琳认为，此次两会最大的亮点，是将“平淡的”、打基础的民生幸福指数放在了首位，豪言壮语少了，实话多了，“不再那么‘雄才伟略’，给各级政府树了新榜样。”
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称，中央对官员能力新的评判标准，是能否“让人民幸福”，而所谓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由此，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两会，从地方到中央，都把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列为主要目标。
发展模式之变
国民幸福指数(GNH)，包含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面临1978年以来最大的改革转折。”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称，从追求财富最大化,向追求幸福最大化转变。
寻找一个可以用来评估新的发展模式的指数体系,来代替现有的GDP评估体系，即便在国家层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本报在去年12月4日10周年庆典之际，专门主办《21世纪GNH国民幸福国际论坛》，为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发挥一己之力，对此徐景安颇为感慨。
展现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除了经济总量外，尚有国民的社会福利、生态的损耗、社会发展程度如人的各项权利等人文因素。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包含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
本报2009年成立21世纪GNH研究中心,邀请了不丹国研究院院长卡玛来做演讲和交流,同时举办定期的GNH的论坛,促进GNH理论和实践对话；此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等机构，就民众幸福感议题展开大规模调查，舆论热点与时势发展相推，多方激荡之下，国民幸福指数终成今日大势。
“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幸福’就成为关键。”香港特区政府原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称，按照他掌握的智库研究数据，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时，人民幸福感和经济收入成正比，超过5000美元，两者关系迅速转弱，国家必须采用新的评估民众需求的办法。因此，他希望国家能够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科学评估人的幸福感。
政府的为与不为
把达成幸福指数的高预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乱之源
然而，如何将“幸福指数”细化为指标体系，作为各级政府刚性考核指标，成了现实难题。“指标量化非常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吴江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未完成任务首次做出了说明，这一点难能可贵，但就落到实处看，必须厘定三个方面的分配目标：
一是明确政府、企业、职工三者分配的比重，“十二五”规划中如果能够把这个比重明确下来，对提高居民收入很有帮助；二是各地最低工资，必须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建议最低工资标准指定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让最低收入者拿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半；三是在国有主导的行业收入间，设定一个约束指标，让行业间差距维持在合理倍数之内。
在指标设计上，前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刘文杰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有恶化趋向。前些年提出“绿色GDP”，建议现在提出个“民生GDP”，量化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去掉GDP刚性考核，就是最好的量化。”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另有视角。盛昌黎分析，“十一五”期间22个指标，其中8个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4个预期性指标完成12个，其中一半是民生指标；这次敲定“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年均增长7%，相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设定12个约束性指标，比“十一五”规划多了4个，其中一半关乎民生，“民生指标越多，各级政府发展导向越容易转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则表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把达成幸福指数的高预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乱之源。
叶援引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说法，称政府承担不了为公民提供幸福的责任，但必须承担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你让大家都去追求幸福，你去保护这个自由，如果受到妨碍，你去排除；如果受到侵犯，你去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叶小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