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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和模式

2011-04-29 11:33:17 作者:下雨天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黄奇帆: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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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黄奇帆市长接受港澳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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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访现场。记者 熊明 实习生 任天驹 摄

本报记者 任锐 商宇 何清平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令世人瞩目。昨天,市长黄奇帆接受港澳主要媒体高层集体采访,着重介绍了重庆的开放、改革、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参加集体采访活动。

黄奇帆:很高兴和港澳媒体朋友见面,我先介绍重庆最近几年的开放、改革和民生导向发展战略推进三方面的情况。

一在开放方面。

最近3年,重庆着力推进开放高地建设,成效显著。2007年重庆利用外资约1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3亿美元。这3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的3年,是各种外资投资萎缩的3年,恰恰在这个时候,重庆实现“弯道超车”,每年利用外资增长率在50%以上,3年实际外资到位数涨了5倍,增长率3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利用外资总额在内陆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名列第一。

其中,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重庆的台资投资在大陆31个省区市中的排序,由2007年的20位跃升到去年的第4位,仅次于几个沿海发达省市,标志着重庆开放度在提高。

“走出去”方面。去年,重庆企业完成包括在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等的6个海外投资项目,投资额达50多亿美元。中国去年海外投资总量约500亿美元,其中400亿美元是中央企业干的,“地方部队”全部加起来100多亿美元,重庆就达50亿美元,这方面,地处内陆的重庆走在了开放的前沿。

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去年涨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我们计划,明年过500亿美元,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有进有出,代表一个地区和世界的融合度。地处内陆的重庆要补上开放这一课,特别是作为直辖市,重庆需要通过开放高地的建设提高内陆地区的开放度,形成辐射力和影响力。所以这些年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做得比较好。

过去10多年,沿海地区实现加工贸易1.2万亿美元,其中最出彩的成果就是形成了1亿多台笔记本电脑加工基地。重庆在这两年里,正在形成“3+6+200”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惠普、宏碁、华硕等品牌商将在重庆下单1.2亿台笔记本电脑,相当于沿海过去10多年形成的全部生产力,这些单子吸引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商集聚重庆,其中的奥秘就是重庆创新了加工贸易模式,对沿海“两头在外”的传统加工模式进行垂直整合,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一年多时间已经有200家零部件企业进驻重庆,预计到今年底60%的零部件将实现本地化,明年底实现80%本地化。

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预计销售值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与此同时,重庆瞄准平板、3G手机的制造,打造中国电子产品高端基地,同时这也带动重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带来了国际化、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指标变化。

在开放方面,内陆第一批两个保税(港)区落在重庆,同时国家又批准了两江新区,相当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一样的新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形成的效果非常明显。
 

二在改革方面。

这几年我们推动了社会和经济深层次的制度化改革。有许多问题靠投资解决,有许多问题靠行政协调解决,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是体制机制产生的。凡是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有关,就要动用改革、创新的头脑,从制度上进行调整。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几年,重庆在经济社会体系中也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系统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三权”制度改革等,我重点介绍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

重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有2000多万农民,每年约800万农民外出打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一年到头在城里工作,即使同一个岗位,却与城市职工享受不同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障标准甚至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都不同。因此,除非把农民工改成城市户籍,否则就难以实现同等待遇。这种事只说漂亮话没用,要从制度安排上到位。重庆现在的政策是,凡是重庆的农民工,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县城3年以上,乡镇1年以上的,就可自愿转为城市居民,一旦转为城市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个保障一步到位。

要申明的是,转户与土地不挂钩。即使是外地农民工在重庆打工,也可以在重庆转户。因此,有效的工作,就是农民工转户的唯一条件。目前重庆转户已满8个月,已转户190万人,预计今年底,约有300万农民工转户。如此大规模的转户,总体风平浪静,说明符合农民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实际。好处有三方面,一是维护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二是统筹城乡,促进了城市化;三是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因此,总的来说,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很成功的,我们很有信心把这件事推进下去。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市政府很慎重地推进这件事,去年启动之前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我们测算过,一个人的成本至少10万元,如果300万人就是3000亿元。涉及到三个板块:一是有1000多亿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关。农民工转户之后待遇和城市职工一样,企业在15年要多支付1000多亿,每年就是80亿,重庆整个工业销售和商贸销售值已达1.6万亿,增加了80亿成本,可以负担。二是政府和社会要承担八九百亿,作为300万人在城里工作需要配备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实际上,这个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已经潜移默化地适应了常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农民的土地总有些需要转移,也将会涉及上千亿。但这不需要政府出,而是通过市场周转,谁接盘谁出钱。如果没有市场就可能剥夺农民财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通过土地交易所帮助农民盘活农村宅基地。

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去年一年建设了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三年计划建成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部分建成转租给老百姓,今年还将开工建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到明后年实现转租。大体上满足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可以解决200万人居住,另外100多万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内。我们设想,重庆如果有1000多万人,有600多万人由商品房市场配置,300多万人属保障房公租房配置,这就是我们“双轨制”的住房配置体系。

另一方面,大家会关心,公租房配置给谁。大体上为三种人服务:一是为农民工服务。大量农民工转户进城,带家人到城里居住,可以住公租房。二是为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三是为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服务。在具体的操作中,工资收入不是敏感系数,关键是身份,只要是农民工、大学生、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都可以住。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

三是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的推进方面。

去年6月,重庆市委全会作出《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预计3年内要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我们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哪怕经济发展了,但“三大差距”还是在扩大的话,就是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增长方式使“三大差距”不断扩大,现在看来不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系统推进,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改变分配方式,从一次、二次、三次分配上下功夫;二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这个很重要;三是让人人都有人生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八件大事上大体均衡。

总之,我们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形成了系统的措施,并形成了一整套考核体系。重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轨,“三大差距”就应该年年有收缩,这样一个城市才会真正有幸福的感觉。

香港卫视:近年来,重庆推出一系列新政,形成“重庆模式”,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请您谈一下“重庆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影响?

黄奇帆: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面临不少长周期存在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制度安排的问题,刚才说的户籍改革,就是解决制度问题。造成农民工年年返城和不公平待遇,就是制度安排问题。这些涉及制度的问题,遇上了,就不能绕道走,要打攻坚战,要有顶层设计,考虑周到了,一步一步来推进解决。如果我们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许会效仿。

比如我们提出“双轨制”的住房制度改革,建设公租房,市委常委会讨论4次,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六七次,市长专题会讨论了十几次,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一旦成型后,就果断、坚决地推进,现在来看很成功,制度设计符合重庆实际。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对全国有借鉴意义,全国可能将此作为典型来推开,现在国家已经在各地全面推开了。对我们来说,初衷是解决重庆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中国很大,各地情况都不同,做事不能“一刀切”,重庆成功的做法外地不一定适合,各地都应结合实际,在符合中央政策和群众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解决问题。

澳门日报和澳门电台:一是关于渝澳合作的问题,目前澳门在重庆的投资情况,渝澳合作将来的走势怎样?二是关于公租房的问题,刚才市长讲到公租房申请条件没有明确的工资标准,这是否意味工资收入完全不考虑?

黄奇帆:我们现在引进外资是全方位的,港澳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等都欢迎合作。这几年重庆每年都有澳门的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农业等,在全市利用外资中占5%左右。今后,重庆和澳门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房地产开发。澳门房地产商到重庆来投资,过去已经有,现在也在做,今后还会继续。二是旅游。澳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三是澳门和葡萄牙有历史关联,与欧洲签署了申根条约的国家有更便捷的合作,通过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的穿针引线,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四是欢迎澳门企业到重庆投资基础设施,像当年建设的渝澳大桥就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我刚才说了,公租房是面向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困难户,从人性化角度,不必非常计较月收入1500元还是3000元为标准,但并不等于月收入3万元的人也可以住公租房。如果他一个月真有3万元的工资,他可以买商品房,能增值保值,而公租房没有产权,面积也不大。其实我们之所以放宽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后门关上”,只能买,不能在市场上随便卖,只能按限定的价格卖给公租房管理局。这就避免了经济适用房的缺陷,防止有人搞灰色交易,产生利益输送。这时候,“后门关上”了,“前门”可以放开一点,也不会出现收入高高低低的人都住公租房的情况。
 

香港商报:这两天参观了重庆七大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交易所和药品交易所让人大开眼界,政府用市场这只“手”,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市场是公益性的市场,不知以后能否可持续地办下去?而且,现在市场交易的主体基本限制在重庆范围,有没有可能突破重庆的范围?比如港资、外面的企业能不能参与?

黄奇帆:我们搞交易所一是国家同意,这7个交易所都师出有名,是国务院2008年3号文件批准同意设立的。二是市场有这种需求,交易所涉及的7个品种,每年全国的交易量都会有1万亿元左右,如果我们这个交易所每年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实际上就会拥有这个品种的定价权。

同时,我们推动交易所建设,也有利益考虑。凡交易就有结算,如果是一个重庆的交易所,就把重庆各个区县的零散交易结算在这里,如果是全国要素的交易所,全国的结算就在这里。交易所的本质是金融结算中心,会带来税收,这当然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

药交所的确有它的好处,能有效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全国400个合法的药厂生产的药在交易所挂牌,2000家医院同时上网采购,供求双方直接交易,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药贩子,这样交易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价格低20%。说到我们这个药品市场能不能辐射,既然通过交易所采购的药品价格能低20%,医院当然会来购买低价质优的药,相信一年以后全国会有更多医院到这里买药,我们的药品交易所是可以辐射到全国的。

由于土地市场比较敏感,所以国家要求我们这几年就在重庆范围内试验,等我们的试验健全了,形成经验了,经国家批准,我认为土交所模式是可以在西南地区逐渐推开的。重庆现在的7个交易所,有些是重庆本地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7个交易所都可以向全国辐射。

香港文汇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上,黄市长曾说重庆考虑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怎样,有没有时间表?

黄奇帆:有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金融市场密切关联。今后,香港金融中心会越来越多地为内陆服务。去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17亿美元,今年我们在香港资本市场还有几个动作:一是有几个企业正在策划年内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报批过程中,一旦批准就在香港上市,估计能募集到十多亿美元到重庆投资。二是准备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广东的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变成一个红筹股。三是利用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发行外币债券。四是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正在论证,一是考虑由重庆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考虑让重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看哪种方式手续简单操作方便。总之,今年到香港发行几十亿人民币债券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国日报香港版: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市委、市政府如何来克服?

黄奇帆:我们觉得“三难”: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比如我们到海外投资,需要各类国际人才;三是制度协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对中央政府而言某项制度调整是件小事,但对地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销售、结算在外,1万多亿美元的加工,销售结算在大陆为零,有五六千亿在新加坡,有几千亿在香港,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希望改革创新,想把销售结算拉1000亿回来,首先就要做好国际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国内陆的金融结算制度都是实体经济结算,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离岸金融账户,就这一个规定,这1万多亿美元就不能在国内结算。这个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国家同意。这个制度改革对国家是一小步,很简单的改动,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个秤砣压住了所有事。其次,国内各大银行以前都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现在要赋予银行这种业务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第三,结算的时候如何对进进出出的外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具体地协调,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美国惠普公司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到重庆,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亿的税。同样,我们与宏碁和其他电脑厂商合作,也把它们的结算中心引到重庆。讲这个例子是说,在进行深层次改革开放创新的时候要触动制度,以前没有是因为制度没有安排,大家都没有这样做,现在要率先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这时候不是单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协调各方特别是上级有关方面。

香港文汇报:在公租房问题上,我们看到一些数据,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要花1000多亿投资,现在重庆在公租房建设上资金方面是不是比较头疼?

黄奇帆:其实政府并不担心公租房的资金问题,因为公租房项目资金出去之后会形成平衡的。从量来说4000万平方米,如果土地资金不算,建筑房子是2000多元/平方米,加上400元/平方米装修费,公租房的成本会到2600元—2700元/平方米,如果留点余地,4000万平方米我们准备投入1200亿,其中,1/3是资本金,政府投入400亿,包括三方面来源,一是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3年内中央政府给重庆的保障房、公租房的投入补助会达到100亿;二是重庆政府要付出200亿,这是现金流;三是小区内商业配套土地有上百亿的收入。这400亿是完全可以落实的。剩下800亿要筹资,去年筹集200多亿,今年也应该筹集200多亿,明年也应该200多亿,三年就有差不多800亿。去年的200多亿主要是向银行借,今后我们还可以向银行借,但考虑到银行今年的指标很紧,我们希望给工商企业留些贷款额度,今年所需的两三百亿,我们会向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筹集,目前已经基本确定。

当然我们借的800亿是要还的,利息可以用公租房的租金来还,本金怎么还呢?租了三五年公租房的人总有一部分人想买过来自己住或者给儿女住,如果有1/3的人要买,1000多万平方米,4000元/平方米,我就回收500亿元,这500亿收来就还本金。另外,几年后,公租房的租金和房子本身的价值也会随着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社会的物价指数变化也逐渐上升,由于本金没有变化,所以过几年升值了的租金,升值的公租房房产把剩下的几百亿也能平衡。剩下的2/3公租房,是留给后人金不换的房地产,不是坏账。所以,有现代金融支持,公租房投融资不是一件难事。

香港大公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着手实施缩小“三大差距”行动,请问初衷是什么?主要的制度建设和最主要的举措有哪些?

黄奇帆:“三大差距”问题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在此过程中,中央作出判断,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其实就是要求不能两极分化。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实现老人家的愿望,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三大差距”。

在操作上,有四个层面,需要政府出力,社会各方面协调才能逐步实现。一是完善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体系,二是实现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保障、要素流通的一体化,三是社会要保障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养老和就业等问题基本均衡,四是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在政府倡导下,把四个层次的事都做起来,可能“三大差距”的缩小就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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