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市长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交流会在市委办公厅举行。图为交流会现场。 记者巨建兵摄
重庆市长黄奇帆（资料图）
核心提示：10月11日，重庆市长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举行交流会。黄奇帆在会上表示，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
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交流座谈实录
地处内陆的重庆，以其快速崛起的强劲势头和大胆探索的改革风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10月11日，市长黄奇帆与来渝参访的大公报、亚视、成报、新报、文汇报等10多家香港主流媒体负责人、记者交流座谈，介绍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重庆城市发展模式瞄准“大都市连绵带”，并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将“五个重庆”建设作为抓手
黄奇帆说，作为中国内陆的直辖市，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西部大开发中领头羊地位的中心城市，重庆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体系密切关联在一起，重庆的成功也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缩影。回顾重庆直辖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三四年时间的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城市发展模式。重庆发展模式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同，由于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重庆的城市化发展分三个层次。一是主城发展为国家级的特大城市，5年后要扩张到1000平方公里、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世界上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全球没有超过20个，中国大陆现在有5个，它们是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深圳，第6个就是重庆，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特大城市，也是西部中心城市、直辖市的标志。二是发展30来个大中城市，主要是各区县城，它们也要吸纳1000万城市人口。三是六七百个中心镇，这些中心镇加上其辐射的农村地区，吸纳剩下的1000万人。这样，重庆未来会有2200万城市人口，1000多万在主城，1000多万在30个区县城，然后农村有1000万人口，从而形成一个大城市带小农村的格局。重庆这种主城带动城市群、再带动广大农村的城市发展模式，用欧洲的城市规划语言说，就叫“大都市连绵带”。所谓“大都市连绵带”就是产业结构互补，交通联络畅通，70%以上是城市人口覆盖的城市群。
目前重庆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并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将“五个重庆”作为抓手。所谓“五个重庆”就是“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宜居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
“畅通重庆”有三个层次：一是指重庆整个市域范围内高速公路、铁路的交通要畅通。从主城到周围的城市群，从周围的城市群到乡镇，到农村村落，通村通乡的路都要能够全覆盖，都能路路畅通。二是作为西部中心城市连接全国各地要四通八达，目前重庆8.2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8条高速公路，8个方向，正好一个“米”字型的框架辐射到全国，长达两千几百公里，是国内高速公路密度最大的省份。同样，铁路方面，现在有2000多公里铁路通向全国，还有近1000公里铁路正在建设，到2015年会有3000公里铁路通向全国，加上水路、机场等，大交通枢纽正在成型。三是主城的交通要畅通，因为特大城市塞车很麻烦，大家都头痛，我们的目标是主城二环线2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要实现两个指标，一是平均时速达30公里；二是主城内最堵的地方时速也要达到15公里，这双重指标符合国际惯例，总体是要确保畅通。
“森林重庆”就是要让重庆8.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0%覆盖森林。三年前重庆的森林覆盖率是32%，通过每年投资100亿元，三年投300多亿种树，眼下，森林覆盖率已经接近40%。事实上，这是一个苦活、累活，但是这是为城市发展、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的活，我们不仅要干，还要干好。我们希望再通过三五年实现50%的目标，意味着还要增加2000多万亩森林，为此，重庆至少还要投资五六百亿元。
再有就是“宜居重庆”，总的概念就是城里人要宜居，农村人也要宜居，住在危旧房里的人要动迁，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经过改造后变得宜居。所谓“宜居”就是要价廉物美。高价房，几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一定是宜居的，但是宜居如果是指高价房，那么就毫无价值，“宜居重庆”就是要大多数人住得起，而且房子品质也要好，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宜居。
总之，我们要通过“五个重庆”建设，最终使城市的管理和发展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以开放为抓手，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大发展，让全球的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装备、地下的各种各样矿产资源等都为我们所用
二是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以开放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因为重庆地处西部，在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闭塞的经济结构，如果不开放，不跳出这个环境，很难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结构提升。因此，开放是西部改革发展的“撒手锏”，只有开放才能使整个西部的产业结构真正得以调整，这个开放是指一定要用资本的力量、全球的市场、国际性的观念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2008年，重庆市委提出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目标，并召开全委会，把开放高地建设作为全委会主题，前所未有，这也体现了重庆建设开放高地的决心，如今，3年时间，重庆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引进外资方面。2007年，重庆引进外资是10亿美元，这一年，整个中国大陆引进外资在1100亿美元左右，西部12个省区市仅占100亿美元。但接下来3年时间，重庆引进外资2008年涨到28亿美元，2009年涨到40亿美元，2010年达63亿美元。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3年里，国际资本投资萎缩的情况下，全国外资增长都在下降，重庆逆势而上，3年增长到6倍。今年1至9月，又比去年上涨60%，预计全年可以达100亿美元，全国今年利用外资预计达1200亿美元，我们就是1/12，预计名列中西部第一，这说明重庆对外开放是有效果的。目前，重庆引进外资的结构四六开，60%左右的外资是工商企业投资，40%左右是城市建设、房地产的投资，这个结构符合我们的发展要求。
（二）“走出去”海外投资方面。重庆之所以引进外资是因为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带来了资本、市场及各种装备，对西部发展有冲击性，是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外力，这是西部特别需要的。但就中国而言，外汇储备以每年4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今年已增长7000亿美元，达3.7万亿美元，国家鼓励各地“走出去”。考虑到当前世界资本缩水、资源贬值，是海外投资的最好机会，重庆抓住机遇，从2009年启动，2010年已成功到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海外投资也会达50亿美元，重庆计划今后每年海外投资50亿美元左右，5年达300亿美元，这个目标已经写入“十二五”规划。当然到海外去并不是盲目投资，重庆的特征是“面向中国市场需求的海外投资”，我们不是去搞一个体外循环的资本项目，而是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短缺的资源、产品到海外投资。比如国内缺铁矿石、煤炭、铝资源、铜资源等地下资源，重庆去年就花了32亿美元购买了澳大利亚的铁矿、圭亚那的铝土矿等。另外是投资地面上的农产品，在海外种粮食、种大豆，重庆去年成功地在阿根廷和巴西投资了500万亩农业项目，目前已经约有20万吨大豆运回国内。再就是投资国内需要的技术装备、资源深加工等产业，提升国内产品技术。
（三）进出口方面。重庆的进出口额变化也很大，2007年以前，一年才五六十亿美元，当时，中国大陆差不多有2万亿美元，西部12个省区市，进出口总量只有700多亿美元。但这几年重庆进出口额上涨很快，去年已达100多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300亿美元，2015年预计会超过1000亿美元。这得益于三个概念发生了变化：一是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了，国际化程度提高了，所以进出口量增大。二是过去重庆的进出口，可能都不在重庆海关报关，而是跑到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报关，因为以前重庆不是内陆的开放口岸。现在重庆有保税区，具备了口岸功能，所以重庆的所有进出口都可以在重庆报关，进出口总量突飞猛进；三是过去上海、天津、广东等沿海省市享受转口贸易的待遇，就是说上海一年有3000亿美元的进出口，一千几百亿是上海本地企业的进出口，还有一千几百亿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企业运货到上海转口表现的进出口，当时，重庆不仅没有转口，而且本地的产品还要拿到别的地方转口。现在重庆出现了这个局面，自己的货物在本地进出口，周边有货也到重庆进出口，因为重庆已经成为内陆的开放高地，成为进出口的桥头堡。
这个桥头堡如何理解？一般意义的桥头堡总要在边境上，重庆位于中国的中间点上怎么就成了桥头堡？这里有一个故事，目前在欧洲也很流行的这个概念，就是中欧间有一个“渝新欧”铁路，“渝”就是重庆，然后经新疆到欧洲，欧洲有4个地方和这条铁路连通，即德国杜伊斯堡、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和波兰的城市，通过协商，“渝新欧”铁路确定“五定班列”实现多国联运，所谓“五定班列”就是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定了以后，重庆就变为通往欧洲的新起点，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过去，我们说欧亚大陆桥从来都是指北线，即从哈尔滨到俄罗斯到西伯利亚，需要耗时20多天。现在我们开辟了南线，就是“渝新欧”，通过多国海关签订便捷通关协议，从重庆到欧洲仅需十二三天，大大节约了运行时间。
正是由于开放高地建设，这几年，重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有了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已形成了“3+6+3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即惠普、宏碁、华硕这3个世界级电脑品牌商在重庆下单，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这六大代工商悉数聚集重庆制造笔记本电脑，然后300多家零部件企业一起跟进。这个集群将生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3000万台监视器，还有3000多万台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通信设备包括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等等。根据电子产品的分类，一类是家电范畴，第二类是通信网络的终端和通信设备，重庆生产的这些产品是当今世界电子产业最高端的产品系统，是世界电脑产业、通信产业的核心体系，这一产业体系在两年内迅速在重庆形成。如果5年后重庆的工业产值将从现在的1万亿翻一番变成2万亿，主要就是靠新兴的电子产业发展，因此，5年后重庆的产业结构当中60%多是原有产业，35%会是电子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了，这种调整就是扩大开放产生的结果。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点，我们用开放推动我们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大发展，让全球的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装备、地下的各种各样矿产资源等都为我们所用。
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战略，以民生为导向启动内需，缩小三个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三是重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民生推进改革，启动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共同富裕。
为什么要用改革的概念？因为这10年、20年，区域、城乡、贫富等差距不断扩大，我们认为凡是长周期、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唯利是图的问题，其本质是制度安排问题，是体制机制出现了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动脑筋，光在主观上有好的愿望和出发点，不一定能奏效。因此，重庆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调整发展战略，以民生为导向启动内需，缩小三个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如果说细了可以说很多，仅去年推出的“民生十条”就有十件事，条条是改革，今年又出台了“共富十二条”，同样都离不开改革。我重点介绍下住房、户籍制度及创业这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是贫富差距一种标志性的表现。衣食住行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四个环节。吃饭问题上，贫富差距不是最严重，现在不管胖子、瘦人、穷人、富人每天都吃这么点饭，吃不是问题。穿也不是问题，真正衣不蔽体的状态已经很少。住房是问题。富人住别墅，穷人住在棚户区，条件相差何止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住房问题是关键，“宜居重庆”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重庆就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这项改革有几个要点：一是我们觉得“双轨制”才能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因此，我们推出公租房，3年要建设4000万平方米，去年和今年已经完成2700万平方米，明年再建1300万平方米，就能够满足200万人的居住需要。二是服务对象，就是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这个标准简单明了容易操作，农民工谁都装不了，新生代大学生不管收入多少，只要有工作，暂时买不了房子都可以住，而城市住房困难户有没有住房一查就清楚。目前，重庆已经搞了三批公租房分配，查核下来没有浑水摸鱼的。三是公租房建设的经费。一说建设公租房很多人就说政府没钱，没钱怎么办？那就让房地产商建吧。我们认为这并不合理，房地产商是企业，逐利为本，是建商品房的；如果交给各单位自建，可能变相成集资建房；保障房是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事，就应该公事公办，公管公建，只要认真就一定能办好。公租房造好后提供给老百姓住要收取租金，我们将租金定在一个家庭月收入的15%以内，比如三口之家一个月3000块钱，租金在500元左右，是能够承受的。政府融资怎么解决？大体上4000万平方米要花1400亿元，主要是三方面来源，300亿是土地成本，政府再投入300亿资本金，政府实际需要投600亿元，此外社会融资800亿元。目前，面向社会融资的800亿元基本已经到位，其中300亿元银行贷款，250亿元保险融资，还有其他信托融资250亿元，这也算是一个改革。
（二）户籍制度改革。去年重庆启动户改以来，一年时间，已转户农民工260万，剩下3个月估计还可以转四五十万人，最终达300万，实现原定的转户目标。这个目标怎么来的？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我们对后400万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发现他们中有200多万人是在城里打工3年以上的人，我们就定了位，把打工3年以上的人，已经在城里比较稳定的，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的话，这200多万人转了户后会带着自己的家人跟着进城落户，预计人口总量会有300多万。
重庆的转户并不复杂，只要转了户口，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和就业等五个保障一步到位，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原先农民工尽管住在城里，政府也关心他们，但他们和城市居民就是有五个方面的不同，所以这件事是绕不过去的，是各级政府的攻坚战。2亿多农民工在沿海打工，年年这么往返回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既不符合以人为本，也没法启动内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上也造成了瓶颈效应。重庆300万农民转户进城，只要一人增加1万元的消费，就是增加了300亿元的消费，也是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三）扶持微型企业的改革。要大量解决老百姓就业，除了大规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外，怎么鼓励自主创业，也是实现富民的一种战略措施。去年重庆推出了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大体上是三招：一个人只要自己有10万元，再带上8个人一起办公司，到工商局登记注册时，政府无条件送你3万-5万元资本金；二是有了15万元资本金后，银行将给予相当于资本金的贷款；三是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资本金15万元，就享受15万元以内的税收优惠。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约束，不得抽逃资本金，不得用于炒股票，不得炒房地产。在这“三不”前提下，政府放手抓好三个平台：一是那么多民营老板，大多是工人、农民、学生，他们要办企业，需要创业培训，有一个培训平台；二是抓一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需要各种各样零部件、配套业务，把这些业务发给微型企业，可能一个龙头企业就会带动200个微型企业，因此，政府要组织一批对微型企业有辐射产业链效应的龙头企业；三是搞一个孵化器，就是办公经营场所，一栋楼有50个房间，就变成微型企业街、微型企业楼，也是有效管理的平台。这三个优惠政策扶持，有了三个平台支撑，重庆微型企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1年多时间，已产生4万多个微型企业，解决35万人就业。
我算了一下非常划算。如果政府要解决50万人就业，在工厂里一般一个人能创造50万元产值，50万人就业就是2500亿产值，而要形成2500亿产值，没有1500亿投入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搞微型企业，50万人只要5万多个企业，一个企业政府补贴5万，是25亿，他们自己带进10万，就是50亿，加起来75亿，银行放75亿，就是150亿，我就算免税再给他75亿，就是两三百亿投入，他们就自己滚动起来，就能把50万人的就业问题解决掉，所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也很有意义。
我举这几个案例，既缩小了差距，又促进了民富，就是为了说明重庆的改革是在围绕民生而推进。
围绕提振精气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综合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唱读讲传、打黑、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等活动
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精气神，围绕这一方面，重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综合管理等方面成功地做了四件事。
（一）唱读讲传。就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红歌实际上是指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比较积极向上的歌曲，比如中国的国歌、法国的马赛曲也是红歌，每个国家都有红歌，“人之初性本善”，“善”就是红歌的基因，一唱红歌，情绪高昂，精气神会调动起来，唤起催人奋进的感觉，因此，唱红歌自有它的动人之处。经典，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名家格言，小孩子读一点这些经典很有意义，比如我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就喜欢把各种各样书里好的格言抄下来，印象中30多本笔记本都抄满了，所以现在要用时，脑子里还有印象。因此，年轻一代，多读格言是有好处的。
（二）打黑。重庆历史上一直就有江湖习气，码头袍哥文化传承百年，虽然大规模走私贩毒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不多，但赌博、欺行霸市等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有一定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是四要素具备，一要有严密组织，二要有固定经济来源，三要有刑事犯罪，四要有保护伞。这些年，重庆打黑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打黑过程中，维护了司法正义，也注重程序正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对这些犯罪团伙主要负责人、团伙分子的定性，司法独立都做得还是比较好。我就举一个数据，去年底，检察院起诉涉黑涉恶人员530多人，经法院判决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是370多个，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法院独立办案，有1/3的人没有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打黑过程中，过去十几年没有破的刑事案件，破获了700多起，同时，和打击保护伞联系在一起，我们查处了公检法司系统副处级以上干部99个，可以说，重庆的打黑一是实现了办案和恶性刑事案件相结合，重大专项相结合；二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三是和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相结合。这“三结合”成效有目共睹。
（三）大下访。社会除了有恶性案件要整治以外，还有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解决。群众有上访，我们就主动下访，20万机关干部走进基层“大下访”，解决了20多万件历史积案，为此我们花了100多亿资金。这100多亿不是出钱买太平，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老百姓反复上访，大面积上访，肯定有原因，可能是制度规定该修改了，或该付的钱没有到位，可能是恶性的道德问题，也可能是管理上失误，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比如说，过去，国有企业破产后，十年时间一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些钱发光了，断粮了，国家就出台了一个政策，这些破产企业职工，不用找企业要钱了，直接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个政策一出台，全国几百万人的养老、医疗问题解决了，重庆也有20万人的问题解决了。但重庆还有两类企业，一类是集体企业，也面临同样问题，破产后，职工安置了十年，没钱了怎么办？中央没有政策，地方又不出政策，这些老百姓就不断上访，这也不能怪老百姓，所以，我们大下访就是要把这些事情一条条梳理出来，花钱花精力去解决。因为这些努力，重庆这些年上访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八九十，说明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老百姓怨气消除了，这不是作秀做得出来的，因此，重庆被中央政法委、公安部表彰为社会综合管理最稳定、平安的地方。
（四）“三进三同”。机关干部“三进三同”不是重庆的发明，上世纪60年代我国干部就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现在是广义，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工厂要下车间、下班组，在基层发现有什么问题直接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带回来研究，也就是说因地制宜，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加强干部与群众间的血肉联系。
以上这四方面的内容，是熙来书记带领我们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研究确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的举措，也可以理解为是外界提出的重庆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
重庆这几年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做了很多有创意的工作，反响很好，这次有机会到重庆参访，通过自己客观地了解，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报道重庆的改革发展
听了黄奇帆市长介绍的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说，黄市长的介绍，让我们对重庆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重庆这座城市是香港媒体比较关注的城市，这是因为重庆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东西，从我们的角度看有很多新闻，作为新闻工作者，当然就关注它。重庆这几年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做了很多有创意的工作，反响很好，这次有机会到重庆参访，通过自己客观地了解，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报道重庆的改革发展。
今天上午我们看了打黑除恶的资料，看到黑社会用残忍的手段滥杀无辜的时候，大家的表情都是愤慨的。我们觉得打黑打得太对了！太好了！老百姓能不欢迎吗？由此也想到重庆其他好多方面的工作，觉得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都是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从民生出发。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新时期如何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重庆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资金有保障了，重庆经济发展才会比较快。重庆的特点是全社会融资概念，而不是光依靠银行的融资，非银行的融资我们今年准备了2000亿元
亚视主要投资者王征：阔别4年再来重庆，感觉重庆干净了，时尚了，市民的神情也踏实、轻松。这里想请问市长的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抽紧，重庆在资金调度上的压力肯定不小，重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黄奇帆：任何一个城市发展都和大形势联系在一起，任何谋略都要符合实际来推进，而不是想当然推进，重庆一样要服从这些规律。今年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就是治理通货膨胀，银根高度抽紧，可以说是这十年抽得最紧的时候，眼下一些地方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出逃的情况就和资金紧有关系。年初的时候，重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重庆现在有1万亿元的服务业，1万多亿元的工业，这2万多亿的工商企业都在发展，如果要实现20%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加上新增流动资金，全市至少要增加4000亿元的资金，如果4000亿按照常规调控，都靠银行贷款，这件事就做不好了。所以我们非常明智地在年初内部开过一个金融调度会，核心内容就是不给银行体系过重的负担，去年1万多亿贷款，今年涨20%就可以了，合情合理约束一下，在可控的范围内操作。另外还需要2000亿元，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发展就会受制约。我们重庆的特点是全社会融资概念，而不是光依靠银行的融资，非银行的融资我们今年准备了2000亿，这一点就是重庆的特点。
这个资金哪里来？第一，我们说今年要加大利用外资，达到100亿美元就是650亿人民币到位资金，这就是非银行外来资金，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每一个品种都是能够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融资的。这个社会最不缺的是钱，但同时最缺的也是钱。如果项目要烂账，你什么钱都没有，最缺的就是钱；如果项目收益好，各种钱都会过来。地方政府只要善用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就能很好地帮助融资。重庆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今年可以帮助融通900亿资金。这900亿加上刚才的600多亿，差不多就是1500亿。然后我们又想到既非银行又非外资的机构，像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烟草公司等，在它们那里融资400亿—500亿。央企赚的钱炒房地产不可以，但用来建公租房是可以的。中央政府今年支持保障房建设，如果这800亿保障房资金向银行借，因为政府信用，又符合中央支持政策，当然闭着眼睛也能借来，但考虑到今年银根紧，工商企业发展更需要资金，所以今年重庆没有为保障房向银行增加融资，把银行贷款留给工商企业，我们建保障房就是向中央企业和机构借，这样收益稳定的好事情，大家都会支持。
大体上，全社会融资2000亿，加上银行有2000亿，4000亿足以保障重庆16.5%以上的GDP增长，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增长。资金有保障了，重庆经济发展才会比较快。融通是个大盘子，既包括直接金融，也包括间接金融，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互相补充。我们过去往往只盯着银行，离开银行寸步难行，如果像小贷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发达了，企业融资就比较容易，如果这个系统不发达，中小企业借不到钱，高利贷、地下钱庄就会盛行，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有小额贷款公司，按国家法定利率4倍左右的利息（20%）放贷，那种年息50%、70%的高利贷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有低利息的地方借，干嘛去借高利贷。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成报社长田炳信：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美元、港币、法郎）解决，请问除了用人民币解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想法，也有好的办法，而且确实有好的效果，但是为什么到了媒体上，到了民间就被误读、误解、误传，而且还经常会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象，原因何在？还有一个问题，重庆在薄熙来书记、黄奇帆市长领导下开展打黑行动，大快人心，我想问的是，如果在领导班子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与现在一样的态势发展，使之长效化？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抓经济，不少地方都在“5+2”、“白加黑”地干，其实除了苦干外，还有许多事是需要动脑筋的，只要把事情想清楚了，干起事来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不知市长对此有何见解？
黄奇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把胃口吊高，翘翘板乱翘，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根据体制机制、制度安排，需要花钱就花钱，但仅仅是简单地想花钱息事宁人，这样做一定倒大霉。人民内部矛盾有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上各种家庭、个人间的矛盾，是千家万户日常要发生的，需要有基层干部或是热心人，公正、热心地进行调理，他们是社会的清凉剂、润滑剂。二是官僚主义或者腐败造成的民怨，这些事情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惩罚的要惩罚，该纠正的要纠正。还有一类问题，像停水停电、道路不通、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征地动迁、企业破产等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在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比如农村过去有八大员，过去曾经把他们当城里人，在机关、国有单位使用过，但是用完以后都回到农村，现在他们用这个身份要求待遇，其实讲到底都是养老问题。因为农民没有养老，如果简单的哪里上访就给钱，别的地方就会不断上访，但是当你把养老保险索性全覆盖，所有这些人就都不会上访，因为上访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解决养老保险。现在农村人，到老年都有养老，所以有时候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化繁为简，在大框架下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规律，了解社会矛盾存在的核心原因，并且不要回避矛盾而要主动想办法解决。
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如果我们现在的改革事业，是简简单单就能干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记者一天时间就能搞清楚，写出生动的报道。而现在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干的事都是有创新意义的，而创新的事绝不仅仅凭感情凭魄力下苦工夫就干得出来的，它是智力密集型的活，我今天介绍的很多事，如果其内在机理没有搞清楚，大家就会报道不清楚。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户籍制度改革，是300万农村居民进城。为什么过去不敢碰这个事？因为一个人进城要花十几万元，300万人要3000多亿元，中国2亿人进城要20万亿才解决，听到这个数字当然就不敢动。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里边有一本账，我们需要的3000多亿，一分为三，各种企业要担掉1000多亿，政府也当然要背掉1000亿，此外社会各方面也要解决1000亿，但是三个1000亿不是一年要花的，是一个15年、20年的时间的过程，当把这笔账算清了，操作才有底数。对这个问题，很少有记者搞得清楚，除非花工夫去研究，但是现在有哪个记者会花长时间调研呢？基本上没有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你说的以讹传讹，坏事传千里的情况。真要下工夫，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这件事没有几天时间是深入不下去的。
又比如，我们海外投资搞了50亿美元，似乎每个项目都是成功的，都能赚钱，为什么会成功？这里边有很多工夫的，真要展开的话，每个项目，都可以写一个整版故事，而且非常生动，但是也没有人去下工夫。当然也因为我们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宣传，所以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些改革措施不是皮毛的，不是肤浅的，是关系长远的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一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人，有创新思维和务实操作的人，重大改革的事都是智力密集型的。
包括我讲到的“渝新欧”铁路、五定班列，现在表述一下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里边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和铁路部门，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并且核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会去打通这样一条铁路线，有了这个想法，你才会去跑通“安智贸一票通”、“五定班列一票通”。其实就为“渝新欧”写一个整版，保证内容会非常丰富生动。
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前沿海率先改革开放，媒体朋友都聚焦在沿海，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报道。现在，不少人讲到西部的时候，认为西部就是傻大黑粗的后进者，不肯花精力、花工夫去调研，怎么能写出好的报道。
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三个问题实际是关于法治的问题。在熙来书记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12位常委以及各位副市长配合都很默契，这个默契不是形容词，而是内在很默契。大家想现在这个班子这么默契，换一个班子会不会又是另外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联想。我感觉，一个好的领导至少要有三个特征，才是真正的好领导：第一，他在的时候这个地方风风火火，发展有成就；第二，他走了以后，由于制度安排得比较好，干部选择得好，事业能持续稳定地推下去；第三，他干的事符合法规和顺应民意，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大家都认可的事，不是用权威强制推行的，所以不会出现翻烧饼的事，而是继续干下去。这里边有法治的精神，有制度安排的概念，有干部选拔得当的保证，总之，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马浩亮：香港有一家报纸今天有一篇报道《内陆交易所泛滥，大部分是面子工程》，其中说到重庆现在多达六家交易所，您怎么看这个报道？今天我们参观了药交所，会员大多数是重庆本地的医院，作为全国唯一的药交所，将来是不是考虑辐射到全国或者更大？还有一个问题是重庆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中心这个平台，加强渝港两地金融合作？
黄奇帆：交易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形成的一体化。第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设计、生产、销售、结算体系；第二是交易所，交易所把全球的要素、资源、资金一体化；第三是全球贸易。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交易所的发展更受到大家的关注。谈到交易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比如我国设立证券交易所，国家规定就是在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搞，用不着每个城市搞，因为证券交易有集聚性。其实交易所都是由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批的，比如期货交易所一定是证监会批准才能搞，远期商品交易所要商务部批准，诸如此类真正跨地区、跨国的一定是国家级部门批准。当然，我们有时候交易所的名字用滥了，一个乡镇里边卖猪肉的交易市场，也可以叫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市场，大家用滥了，就这么叫了，但千万别将其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一样的交易所，谁把中国各种交易所、交易市场都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交易所，是自作多情，然后写愤怒的、批评的文章，可能有些无的放矢。从我们国家的法制来说，审批任何一个交易市场，都是管得比较严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搞的。
你说的文章我还没有看过，不知道他批评的哪些范围，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批评国内各种交易所偏多，我认为至少90%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批评一种浮躁心理，都想自己这里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想搞许多交易所，国家级的交易所不能搞，自己搞的各种各样的不上不下的交易所都把它叫做世界级交易所，拉大旗作虎皮，这种现象有。他这么批评几句，有好处，让大家都冷静一点。重庆现在建设的几个交易所都是国务院3号文件给我们的，是国家批准的。比如我们土交所是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我们药交所是向李克强副总理汇报过，是作为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探索的一个试验产生的。
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一是医保制度的问题，二是药品价格太贵的问题，三是医疗单位管理体制的问题。药品太贵的问题大家一般在批评医院以药养医，卖高价药赚钱以后补医疗开支，但是中国药品贵一半贵在以药养医，还有一半贵在药厂到医院的销售环节太多，1块的药经过几道买卖可以卖成10块。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招投标，但面对成千上万的药厂和经销商，各地对统一药品拍出来的药价往往不同，是否有猫腻呢？所以行政管理也不见得管得好药品价格。
目前，中国13亿人一年吃1万亿元左右的药，如果这些药品买卖采取交易所方式，无疑就是一种探索，重庆首先想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当然这件事如果一下要在全国铺开，就会有点莽撞。而存量不动，某个地方作试点是我们行政管理最常规的方法，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同意，重庆就搞了药交所。这个药交所现在至少发挥了三个功能：一是现在400多个国内重要的药厂、2000多种药的类别，1万多种药的规格都上网，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2000多家医院、药店直接在网上买药，供求双方一步到位直接见面，没有任何中间商；并且这个地方不会有假药，作为政府药交所，卖的都是卫生部批准的药。这样公平公开公正的规范交易市场出现，可以将灰色交易和回扣降到最低，还具有反腐败、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二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哪里有药，哪里没有，在网上一目了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药交所成为一个中心，成交在重庆，配送到全国。三是具有结算功能。现在上100亿的药品交易就在这里结算，就像股票发生结算一样，税收留在重庆。药交所才成立一年，已经进入到百亿级的销售，我非常满意，我给药交所定的目标是今年达到百亿，明年是200亿，2013年可能就是400亿，2015年达到1000亿，那时，重庆就是中国药品定价中心。药交所目前已显示出明显优势，药交所卖出来的药品价格，比其他方式的药品买卖平均价格低20%。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正常行为的人和单位都会在这里买药。所以，用不着刻意宣传，各种内行的医疗单位知道了这个行情，逐渐就会进入药交所。
其实，与药交所一样，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第二个问题，香港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是我们国家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当然也是离岸美元外汇的中心，今后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肯定会越来越多地为大陆市场服务，同时大陆的企业也会通过香港这个跳板走向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香港金融中心功能100年都不会丧失，香港只会越来越繁荣。
重庆和香港是两个完全不同功能的体系，应该是互补的，香港的许多企业可以通过香港融资到重庆投资，开拓内地的广阔市场；反过来重庆的企业当然可以通过香港搭桥走向世界。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策划，重庆到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广东、北京在香港开设的那种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重庆利用这个公司到海外投资融资就会更方便。
重庆的加工贸易改变了沿海的模式，形成全产业链，不会出现拎包就走的现象
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刘晓东：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产业升级的问题，过去几年重庆作为改革开放的内陆高地，产业升级已经尝到甜头，比如说形成“3+6+300”的笔电产业集群。我想问的是，在重庆笔电产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像现在沿海一样的产业转移现象？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走出去”的问题。未来五年重庆要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情况，重庆怎么来保证这些海外投资的安全？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市长刚才谈到重庆的经济发展是从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化，同时提供的数据也表明其实进出口对经济发展作用也加大，这几年外资投资的力度也很大，那到什么阶段重庆才可以达到内需拉动为主？第四个问题是房地产问题。今年重庆利用外资投资中大约40%是房地产，60%是工商业，相比重庆，沿海、香港楼价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黄市长欢迎不欢迎大家到重庆买楼？
黄奇帆：沿海的加工贸易可以说一个打包就可以关门搬家，原因是什么？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根不在那儿。加工贸易涉及四个概念，一是品牌商，比如苹果、惠普；二是零部件制造；三是零部件组装为整机；四是销售和结算。如果1万亿元的产业链，研发、设计、品牌不在这里，零部件制造不在这里，销售不在这里，结算不在这里，在这里就有一个代工，的确是不稳定的，短期可以有几十万人就业，如果别的地方成本更低说搬也搬了。重庆恰恰不是这个模式，如果重庆要用沿海模式现在也做不成，过去20年沿海模式没有在内陆做成，为什么？零部件从国外运来，运到沿海很方便，再从沿海运到重庆、成都、西安、武汉，2000多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根本不可能，内陆100%没有加工贸易，原因在这里，过去几十年都如此。我们现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改变了沿海过去的模式，首先，我们提出实现零部件80%以上本地造，现在300家零部件厂商已经能够实现零部件65%本地化，到明年重庆会有500家零部件厂商，实现零部件80%本地造。重庆零部件在本地，零部件和整机一体化，而沿海40%零部件在日本，还有百分之几十在台湾，日本地震后，沿海笔电生产就出现零部件短缺。第二，加工在重庆，这个不言而喻。第三，重庆将全球销售以后的结算抓在手里，结算在重庆，品牌商的公司总部就在重庆。所以我们可以说结算在这里，零部件制造在这里，总装在这里，只有销售在外边，所以重庆笔电形成全产业链，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拎包就走路。那么这个皮包是品牌商拎包了走还是代工商拎了走？其实是品牌商决定的。重庆集聚了加工中心、零部件厂商和结算中心，品牌商不能说走就走，代工企业也不会。
重庆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安全性有保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海外投资的安全性，里面涉及到外汇安全，还有项目本身的安全。外汇安全很简单，我们“走出去”不是拿人民币换成外汇去投资，而是借外汇换外汇，如果美元贬值了，国家的外汇一样贬值，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汇率安全的问题。而重庆海外投资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不管是地下资源还是地表的农业产品，还是纸浆这类加工资源类的加工产品，都是国内市场需要的，我们用外汇投资，如果货币贬值，成本降低，生产出来以后，是拿到中国来卖，用人民币计价的时候是会升值的，所以只会赚钱。还有一点，如果海外投资搞体外循环，企业在外边到底干什么事，只凭汇报真不好控制风险，但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企业要围绕国内市场订单转，总部又在重庆，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动向就摸得比较准，管理比较清晰。此外，项目投资的时候，我们的组织方式是一个投资集团加一个会计事务所、一个律师事务所，再加一个投资银行，“1+3”一起出去，他们出去以后，三个单位辅助这个投资公司做好这种财务账以及各方面的资料，同时还注意与当地的文化相衔接、相融合。
总之，我们进行海外投资都比较注意所在国家的安全，一般没有到那些国家政权经常更迭的地方去，而是选择到巴西、阿根廷、欧洲这些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地方。
利用外资和进出口的增加，不会改变我们以内需为主，以民生为主的发展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你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我们现在启动内需，就是要启动老百姓需求，增加消费拉动，不要太多靠投资拉动，这是一个概念。另一个是我们是不是出口多了变成出口拉动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出口只占国家很小的份额，哪怕我们变成1000亿美元进出口，也是国家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内陆之所以扩大外资，扩大进出口是为了增加这个地方和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人才的交融，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个对西部地区有巨大意义，而不是在于要靠进出口和投资来拉动我们经济。这个比例还不算很大，百分之几而已。现在我们一年七八千亿投资，就算有100亿美元产生总投资600多亿，加贷款也就是1000多亿，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这件事并不改变我们以内需为主，以民生为主的发展方式。
重庆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房价最低，这说明重庆对房价控制得较好；相对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投向重庆房地产
最后关于房地产问题。重庆的房价，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重庆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房价最低。过去说房价低说明这个地方的房子不值钱，但重庆这样六七百万人的大城市，房价比周边省会城市低，你说重庆的土地和房子不值钱？不是这样的，恰恰说明我们控制得比较好。引起房价高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土地价格卖高了，房价就高，比如本来这个地方2万元/平方米的房子，突然政府拿出一块地拍卖，楼面地价就卖2万元，那造出来房子卖4万元/平方米就很正常，地价推动房价上涨。重庆市政府这几年从来不把楼面地价卖过当期房价的1/3，如果现在这个地方房价是1万元，拍卖土地最多楼面地价拍到3300元/平方米，如果价格高了政府就多拿出一块地，供应多了自然价格就会下降。在这个方面政府不能唯利是图，把地价炒高。二是高价房推高房价，一个地方房子本来1万元一平方米，突然一家房地产商卖到3万元，当3万元真的销售形成了市场，所有周围1万元的房子都会跟着升值。因此，我们一个是调控土地，一个是调控房价。目前，重庆至少是眼下全国少数几个对高端住宅收取房产税的地区之一，这个政策对高房价有遏制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调控，重庆房价比较平稳，现在均价在6000多元/平方米左右。
重庆房价比香港低，房地产商还到重庆来投资吗？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九龙仓，问问和记黄埔。九龙仓在重庆和在广东的楼盘，同样花100亿元，在重庆赚的毛利肯定比在广东赚的毛利高，为什么？因为那边楼面地价高，而重庆的楼面地价低，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低，一模一样的房子，资产收益率肯定是重庆更高，所以重庆的房地产商有很多是外资，这些外资来了以后，投资了一次觉得合理再投资一次，不断地投资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钱赚，如果吃亏了就是来了也会走掉的。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出席交流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