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测量师到香港特首，一个没有公务员背景的香港人终成为香港公务员的“老大”，这是一部现实版的《狮子山下》
法治周末记者李秀卿
“你声音在我心里最重要……谁在意就发声，改写那未来，这小岛还需靠着你。你我齐心一意，以后每步更亮更光。”
3月21日，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最后也是最紧张的拉票阶段时，香港旺角、尖沙咀等闹市区的大屏幕开始缓缓地展开一片暖色，1号候选人梁振英与太太唐青仪及一众年轻人在录音棚唱起竞选歌曲《我们的声音》。
“700万人是一家，大家各有生活，各有忙碌”的字样在音乐声中浅出，到社区开展竞选活动与香港街景镜头相互切换，这首MV诚意切切地希望港人为港发声，“共建一个安乐的窝”。
就是这首在很多人看来像大白话一样的竞选歌曲，从侧面反映了香港人务实的心态。这种试图拉近与平民距离的基调，也反映在梁振英的竞选纲领上，包括提高雇员和老年人的福利、设立男士待产假、加快公屋供应等。
3月25日，竞选结果揭晓，梁振英赢得了这场选举。2012年7月1日，也是香港回归15周年当天，梁振英将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在全部1200张选票中，梁振英获得1132张有效选票中的689票，支持率不足60%，在历任当选特首中得票率最低。1997年当选特首的董建华有80%得票率；2007年角逐连任的曾荫权得票率也有81%。
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举，本次投票结果揭晓后，梁振英的得票虽然刚过半数，但大幅度领先于另外两位候选人唐英年和何俊仁。
虽然香港媒体发出不少批评声音，但也有评论认为，香港前三届特首均在商界人士、公务员中产生，而平民出身、从社会底层打拼到成功阶层的梁振英的亲民气质，也许正是香港市民所需要的。
与内地结缘
2011年11月，在宣布参加竞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前三天，梁振英辞去了戴德梁行董事局职务以及亚太区主席一职。
戴德梁行以“梁”姓命名，是梁振英事业成功的一个标志。这家布点遍及4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前身是2000年梁振英参与创建的“梁振英测量师行”，与英国及新加坡两家公司以换股方式合并后，更名为戴德梁行。
2007年2月，梁振英出任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也是戴德梁行最大的个人股东，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30年。
1977年，23岁的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在香港一家英资仲量行得到实习测量师的职位。也是这一年，他作为从事工程预算、项目管理、土地评估等工作的专业测量师，首次进入内地，并逐渐在上海、北京等地讲课，培养当时尚属稀缺的房地产人才。
1982年，梁振英成为这家仲量行成立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也是该公司第一位华人董事。到了1993年，他已经有能力注册千万港元、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梁振英测量师行”。
香港回归后，梁振英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除了商界地位使然，更重要的是他在涉及香港回归的一系列问题上，成为中国政府的得力智囊。
梁振英曾撰文陈述，1984年年初，英国同意于1997年交还香港。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不论新旧、不论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须由中、英两国共同来解决。由于内地还没有私人房地产，中国政府请梁振英写出意见书。
“回港后，刚巧搬家，新家具未到，我坐在地上将几千字意见书写好，交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港澳办。我的建议几个月后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我当时29岁。”梁振英在文章《人生路》写道。
此后几年，梁振英不断到内地讲课。其间，他身兼数职：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等。
20世纪80年代末，梁振英帮助上海市起草了中英文兼备的土地招标书，并协助上海、深圳等地进行了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和转让。在竞选特首期间，梁振英特别强调自己没有在内地沾上任何房地产和其他利益。
为内地提供无偿服务的同时，他与官方联系也愈加紧密。与内地官员并肩工作，使他与政府高层结缘。
在助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之时，梁振英向政界靠拢的步速加快。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收集了香港人的大量意见和建议；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梁振英所在的预委会政务小组，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方面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评论认为，梁振英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提供的智力支持，拉近了他与北京的关系。
穷人家的孩子
梁振英对内地房地产事业的支持，很大程度是参加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结果。梁振英通过陈子钧大律师的介绍，加入了这个协会，并与一干知名律师及会计师到内地讲授专业课程。
陈子钧是梁振英的母校---英皇书院的校友。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学的校友名单含金量高，“台长”、“署长”、“主席”等头衔比比皆是。出身平民、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梁振英，已经成了校友名单上最醒目的一个。
梁振英是警察的儿子，父辈从山东威海移民到香港后，1954年生下梁振英。20岁之前，他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住着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
梁有一姊一妹，是家中独子。梁的父亲每月只有300多港元的薪水，紧张地支撑着五口人的生活。他读小学时就开始为家里买菜、烧水，并帮助裹脚的妈妈加工胶花贴补家用。
梁振英的胞姊梁桂香曾在《三岁时的冷馒头》中写道：“振英三岁，妈妈便送他进学前班，要上大半天，兼自备午饭。因为家贫，妈妈通常蒸一大锅馒头，振英每天早上就带着一个搪瓷漱口盅，一个馒头，径自上学去……我因为读的是下午校，每天可以在家吃完午饭才上学，饭桌上，我常常看到妈妈边吃饭边红了眼，因为大家啖着热饭暖菜，就会想起在外啃着冷馒头的弟弟。”但梁振英从来只是默默承受，“从未埋怨”。
梁振英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考入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修读建筑测量系。1974年，他带着姐姐卖嫁妆得来的生活费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靠每周打工3个晚上的办法半工半读，1977年拿到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梁振英的太太唐青仪曾是香港大律师行股东及合伙人，如同许多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一样，她把角色由女强人转换成了照顾丈夫和三个孩子的贤妻良母。
梁振英对家庭的重视可以在其文章《阿爸的手》中略窥一二：“从西边街警察宿舍到高升茶楼，要过好几个街口，大概要走十几分钟。虽然路上的车不多，但阿爸还是将我的手拖得紧紧的，不完全是怕路上有差池。爸的手很有力，两代人拖着手上茶楼，感觉上特别温馨。”
梁振英平时坚持与家人共进晚餐。“很难，但你必须作出抉择，除非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我很少参与晚上的应酬。”他说。他与孩子有充足的沟通，但并没有苛求他们的学习成绩。
唯梁振英须迎难而上
在宣布参选香港特首之前，梁振英担任的公职之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在香港，行政会议是协助特首决策的最高机构，由行政长官主持并任命成员，类似于行政长官的智囊团。
2007年，曾荫权在公布第三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时，就特别强调，邀请了梁振英为非官守议员（没有担任官职的议员）召集人，维系非官守议员之间的联络和沟通。
早在1995年年底，梁振英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时，舆论就猜测他会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但梁振英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第N届都不会选”。
但这个想法在2009年发生了改变。2011年10月，梁振英向曾荫权递交辞呈，开始备战特首选举。
虽然梁振英为行政会议服务了14年，但作为非官守成员，并没有执政经验。媒体认为，他能否留住人才、开创执政新局，是个大考验。
竞选也意味着负面新闻缠身。梁的主要对手唐英年因为违法建筑和婚外情等风波使声望下滑，而梁振英也一度被负面新闻所困扰。
有批评者指出，梁振英是“八万五政策”的发起者。董建华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中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提出每年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解决庞大的住屋需要，但后来亚洲金融风暴来袭，住房需求大减。
“不要以为八万五是我搞出来的。”面对指责，梁振英曾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表示。
另一个受到舆论指责的，是2001年的西九设计比赛漏报关联风波。梁振英担任“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时，没有申报与他有关联的参赛公司。对此，梁振英称，他在该事件中没有获取任何报酬，也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除了这些负面新闻，梁振英对弱势群体和贫穷市民的关注受到了正面的评价。他从2006年开始持续关注香港西北部的贫穷地区天水围，并安排该社区的200名学生利用暑假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路费和餐费由他任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
从拮据的童年中走出来的梁振英，愿意为解决贫困发出声音。“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他在博客上为95万处于贫困状态的香港人呼吁。根据2008年的媒体报道，戴德梁行最基层的员工，工资也不会低于8000港元。
当选特首后，梁振英依然鼓励市民发出声音：“日后，我会一如既往，继续拿着一张凳子、一个笔记本、一枝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进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说，我就肯听。”
香港人即将看到梁振英践行“稳中求变”的竞选宣言，未来五年，“撑CY（梁振英英文名字字母缩写），撑香港”。有评论认为，对意气风发的新特首而言，想方设法尽快缓解各种矛盾、释除市民疑虑是当务之急。“唯梁振英必须迎难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