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凌志军 原题为：“皇甫平事件”揭秘 朱镕基中南海之路的背后推手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1300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
《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待着去了。
按照70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
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
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
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
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
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
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
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