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总任务，是因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我国步入人均收入较快发展阶段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具有时代的意义。
首先，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是“政治的后卫、消费的前卫”。
中等收入者，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劳动者。这一类人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较好的职业或者专业性工作，如企业家、律师。医生、会计师、记者、科研人员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中高级干部，他们主要聚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其他单位，此外还有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
在现代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部门很少甚至消失，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迅速扩大，甚至于有的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0%—80%，成为人数最多的劳动者。正是这一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在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扮演“缓冲带”的角色，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得以缓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何以体现呢？一是从社会政治态度上来讲，中等收入者趋向温和和改良主义与道德的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是主张渐进的、宽容的、相对的态度。二是从消费行为上来讲，社会中等收入者是社会消费最主要的群体，能够为社会创造稳定的消费市场。三是从社会意识形态上来讲，健康的社会中间层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乃至于人生价值，能够对其他群体产生示范效应，有利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形成、提升和稳固。四是从政府行为上来讲，较高比例的社会中等收入人群，能够为政府进行行政调整提供必要的空间，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消化危机的能力。因为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一旦国家某一项政策实施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对其生活水准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计的地步。所以，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是“政治的后卫、消费的前卫”。
其次，扩大社会中等收入人群，可以加快引入人力资本投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到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如靠脑力工作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挣钱吃饭的乔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而且他们所到之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部分的社会成员是普通的劳动者，靠“出卖”大众式的脑力和体力来获得收入。不过进行了培训、接受过良好教育，引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熟练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是较高的。相比之下，只有简单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极其低廉，用古典经济学的定义，这一群体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 “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越来越严重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活力。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工业劳动力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流动目前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即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出现整体上升。而其中的社会激励机制正是让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得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有垂直、水平之分。最典型的垂直流动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未来10年—20年，无论什么职业，只要具备一技之长，受过良好教育，有开拓奋进精神和守法敬业的道德水准，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以及积极的投资，都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
尽管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力资本报酬不高，甚至于可以说劳动者个人接受教育的花费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但这种资本收益高、人力资本报酬低是一种典型的过时的经济发展初期的收入分配机制。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必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进行昂贵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现代产业的发育和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需要资本和劳动者两大因素，我国现在并不缺乏资本，而是十分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劳动者。我国的父母都倾尽全力将自己的子女往好的学校送，甚至于往国外送，他们中的多数虽然是受“书为贵”观念的影响，但也可以说明他们的眼光独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肯定的，而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人力资本部门超常规发展，加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准备高素质的劳动力才是当务之急。（作者系市安全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
首先，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是“政治的后卫、消费的前卫”。
中等收入者，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劳动者。这一类人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较好的职业或者专业性工作，如企业家、律师。医生、会计师、记者、科研人员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中高级干部，他们主要聚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其他单位，此外还有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
在现代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部门很少甚至消失，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迅速扩大，甚至于有的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0%—80%，成为人数最多的劳动者。正是这一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在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扮演“缓冲带”的角色，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得以缓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何以体现呢？一是从社会政治态度上来讲，中等收入者趋向温和和改良主义与道德的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是主张渐进的、宽容的、相对的态度。二是从消费行为上来讲，社会中等收入者是社会消费最主要的群体，能够为社会创造稳定的消费市场。三是从社会意识形态上来讲，健康的社会中间层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价值乃至于人生价值，能够对其他群体产生示范效应，有利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形成、提升和稳固。四是从政府行为上来讲，较高比例的社会中等收入人群，能够为政府进行行政调整提供必要的空间，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消化危机的能力。因为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一旦国家某一项政策实施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对其生活水准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计的地步。所以，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是“政治的后卫、消费的前卫”。
其次，扩大社会中等收入人群，可以加快引入人力资本投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归根到底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一个人的可替代性越高，收入越低，反之则越高。如靠脑力工作的微软总裁盖茨无人可替代，收入必然会很高。同理，靠体力挣钱吃饭的乔丹，也是无人可替代，收入也是很高，而且他们所到之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部分的社会成员是普通的劳动者，靠“出卖”大众式的脑力和体力来获得收入。不过进行了培训、接受过良好教育，引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熟练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是较高的。相比之下，只有简单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极其低廉，用古典经济学的定义，这一群体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 “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越来越严重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活力。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工业劳动力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流动目前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即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出现整体上升。而其中的社会激励机制正是让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得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有垂直、水平之分。最典型的垂直流动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未来10年—20年，无论什么职业，只要具备一技之长，受过良好教育，有开拓奋进精神和守法敬业的道德水准，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以及积极的投资，都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
尽管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力资本报酬不高，甚至于可以说劳动者个人接受教育的花费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但这种资本收益高、人力资本报酬低是一种典型的过时的经济发展初期的收入分配机制。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必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进行昂贵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现代产业的发育和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需要资本和劳动者两大因素，我国现在并不缺乏资本，而是十分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劳动者。我国的父母都倾尽全力将自己的子女往好的学校送，甚至于往国外送，他们中的多数虽然是受“书为贵”观念的影响，但也可以说明他们的眼光独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肯定的，而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人力资本部门超常规发展，加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准备高素质的劳动力才是当务之急。（作者系市安全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