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不是毒雾的终结者
导语：2月1日，久违的大风将持续多日的雾霾一扫而空，但重回艳阳天下的北京市民已有共识，这里的空气已经不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物质了。29日开始的第四次雾霾，持续3天，为五级重度污染。人们继续在毒雾中锻炼了视觉，更切身体会了一个新名词——“北京咳”。曾经苦等清风的人们，不能不痛定思痛。
曾经讳疾忌医
网友@许文广写到：“曾经，当别国运动员戴着口罩来北京参赛时，我们指责是故意让我们难堪；曾经，当别国机构公布这座城市空气的PM2.5指数时，我们斥责是有意给我们添乱。今天，在厚德载雾、十面霾伏之下，我们的交警终于也戴上了口罩。我们终于发现，正视我们最好的镜子，往往是别人；而正视缺点最大的障碍，往往是自己。”
2008年，来华运动员戴口罩的尴尬让人知道了空气质量有高下当年有媒体提问北京，有一些国外的运动员由于担心北京在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问题，说要戴口罩，甚至戴防毒面具来北京参加比赛。
而当时有中国媒体是这样回答的：“外国运动员担心个人身体健康可以理解，但发展到要戴口罩的程度，就有些夸张了。国际奥委会的相关官员已经表示，北京的空气质量并不比其它举办奥运的城市差多少，不会妨碍运动员比赛。在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运动员仍要带口罩参加奥运，除了认知差异，主要与一些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的负面渲染有关。”
“西方一些媒体的着眼点不在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上，也不在中国政府的艰苦努力、特别是中国民众和企业为奥运作出的牺牲奉献上，它们只注意坏天气，而且天气不好就等于污染严重，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早已被这些媒体抛诸脑后。”
“歪曲报道掩盖不了事实，北京的空气质量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媒体的刻意炒作而恶化。只要外国运动员发现北京的空气并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可怕，相信谁也不会在炎炎夏日，戴着口罩走向赛场。”
2012年，空气监测“干涉内政”之争让人知道了PM2.5
2012年，外国驻华使领馆监测空气质量并发布数据成为社会争议事件。争议的实际结果是，PM2.5的概念在中国广为人知，国内城市自己的监测纷纷开始建立并向社会发布。
2012年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针对有国家驻华使馆发布空气PM2.5监测数据说:
“我们也注意到个别国家驻华使领馆监测空气质量并发布信息的情况。在今年3月2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闻发布会上我就讲过，这样做在技术上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既不严谨，也不规范。从法律上讲，中国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做的。另外，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
2013年，饱受毒雾凌虐的人们已经无心扯皮
而对于民众来说，面对如此频繁出现的雾霾，已经从最初的忍耐转变为一种忍无可忍的状态。
有网民调侃到，“现在连喝西北风都要中毒了。”
演员宋丹丹也在其微博上发出了一张雾霾下的北京照片，并说到“在北京出生长大生活了五十年，出国潮及各种诱惑都没让能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今天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我该去哪里度晚年呢？”这条微博引来了34000余次转发，18000余人的评论，网友有的建议他到青岛、海南、厦门去度晚年，但也有网友表示，可以离开地球到月球去。
如今束手无策
比起嗓子和眼睛的不适，事情长期得不到改变更让人担心。
挣扎：杯水车薪的城市应急措施
据了解，针对本次严重污染过程，北京市于29日启动更严污染防控应急措施，要求103家重点排污企业停产、工地停工，燃煤电厂等降低污染排放、公车停驶30%，力求从工业、扬尘、燃煤、机动车四方面加大污染减排力度。其中，北京市交管局启动应急方案，发布了“停驶措施”启动指令。经过第一天的监控，共有875辆公务车在29日违反停驶规定出行。
这样的措施，在市民看来如杯水车薪，并没有对空气质量带来改善。
表态：官员认为无法短期克服
来自官方的信息无法让人乐观。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说：“我国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解决，机动车、重化工业造成的PM2.5、臭氧污染又接踵而至。可以说，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在我国近20年内集中出现。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
“国内外大气污染防治历程表明，解决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欧美等发达国家耗费了30—50年时间才基本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当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充分认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同时，“必须有所作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沉默：毒雾的黑暗中连句口号都没有
毒雾面前差不多人人平等，但即时空气已经到了每个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质疑和治理的声浪仍还停留在民间。来自官方的信息是有所作为和任重道远。
人们对空气无法忍受，却倍感无力。面对大气灾害，任何励志、心灵鸡汤都没有用，因为责任首先在于人本身。
平时应对灾害激励士气的“众志成城”等统统听不见，因为太违和。
仿佛大家都在努力靠自己克服眼睛和咽喉的刺痛，共同而唯一的希望，是风。
别让风吹散终结毒雾的决心
雾霾的黑暗中，所有人都在等一件事——风。风，可以给城市喘息之机，但若不釜底抽薪，治理污染，城市重陷毒雾将会连年重演，更有可能愈演愈烈。
还缺一份空气毒害报告帮你了解治理的迫切
黑暗和不适还不足以使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的雾霾天气，大气的污染具体到每一个人，其实身体已经直接有一些讯号，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去警示，比如咳嗽、打喷嚏、感冒，甚至到肺癌的发生等。
钟南山对记者说：“我的一个香港同事曾经做过一个研究，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要是灰霾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的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刚才谈到那个问题，灰霾不光是对呼吸系统，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都有影响，但是首当其冲地还是呼吸系统。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6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应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不单是人们所感受到的咽炎、鼻炎，或者眼睛的病症，现在从更长远地考虑，对人体造成更大的危害还在后头。”
“因为大气污染这些东西是跟整个环境，跟外环境、内环境相关的，这个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虑，可以隔离，可以各种方面的办法，但是大气的污染、室内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所以你做很多的努力，首先你要想尽办法，要改进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最关键的问题。”
停止野蛮排放的共识是希望所在
“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全民参与，最重要的是立法，希望朋友们积极参与投票，我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将投票结果提交人大和政府。”
北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短短32小时，参与投票的就超过了44000人，其中98.9%的人投票支持制定空气清洁法。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郝吉明对记者说：
“我们有《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是从2000年以来没有修订，当时的法律主要是针对燃煤、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大气污染控制的新阶段，特别是要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要对所有的源，除了燃煤源以外，还有包括机动车的源来加强控制。除了城市的管理以外，还要区域的管理，所以我们急需一部法律来适应和推动我们现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
伦敦经验说明，办法总比困难多
众所周知，伦敦得名“雾都”，根子是工业化。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蒸汽机的发明与推广推动了采煤业和制造业，煤烟造成了“可以与日全食相比的黑暗”。伦敦“雾都”帽子一戴就是一百多年。
如果没有1952年的“大烟雾”(Great Smog)事件，伦敦人对如此恶劣的空气质量可能还会继续忍。这一年的12月5日，天气异常寒冷，伦敦居民燃起煤炉，大量粉尘颗粒聚集在伦敦上空无法散去，使市中心一度连续48小时能见度不足50米。东伦敦狗岛低头看不见脚；剧场内观众看不见舞台，茶花女刚演了一幕就被迫取消；烟雾之凶猛，甚至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更严重的是，约1.2万人因这次空气污染事件吸入污染物而死亡，患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痛定思痛，英国人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其关键一着是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这一法案划定“烟尘控制区”，区内的城镇只准烧无烟燃料，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推广使用无烟煤、电和天然气，减少烟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排放；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限制高炉，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英国各地还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再加上民间环保组织的推动、大众环保意识提高和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一场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随之展开。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从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1980年降到5天。
结语
希望大风送来新鲜空气，吹散大雾的同时别一并吹散了治理毒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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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1日到30日的30天里，北京的雾霾天气数量多达25天，仅有5天没有雾霾。按照城区750平方公里来算，北京上空悬浮的是4000吨的污染物。北京的空气已经不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见的物质了。
没有外国运动员的“莫名惊诧”，人们很难意识到，空气已经有多么的糟糕。
2011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0.48%，然而却消耗了世界近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1亿辆机动车的排放，也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
大气的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改进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