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如何走出低碳发展困局
在目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目光聚焦在改变环境污染、实现节能降耗等重大议题上。这也是全国人民最关注的问题。
伴随国务院《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出台，社会各界渐成共识，中国的生态环境及能源构成已无法承受如今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低碳转型。“十一五”期间中国宣布，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数据为19.1%（原目标曾为20%）。但国际期刊《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能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实际不足20%，80%靠的是关停小火电厂、拉闸限电和更新节能设备等手段。我们的主要措施都是些节能降耗中最容易达到目的，却无法复制的手段，属于低碳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缺乏技术含量的治理模式”。
进入本世纪，我国的重污染、重工业在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为达到经济发展目的，几近竭泽而渔。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缺乏足够开放务实的态度面对低碳发展中的严酷事实。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范必刚在国内《新世纪》周刊撰文指出：中国对能耗、污染物的排放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统计体系。中国的数据采集不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
再看世界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其能源及低碳数据统计方面，竟有相当多元和开放的评价体系并存。印度全境目前活跃着大大小小上万个关注生态环境、低碳发展的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随时调查监督该国的有关情况。作为世界上的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单位GDP能耗强度只占中国的1/3，而从产业数据上看，印度在工业领域的能耗强度与中国同行不相上下。这说明，印度整体能耗强度偏低的主因是侧重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国际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印度现行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过于惠及印度的中上阶层，正在导致印度贫富差距加大，贫困人口比例持续居高不下。印度经济的高增长没有促使最底层民众快速脱贫。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与印度总理辛格所倡导的“包容性增长”难以完全吻合，不能认为是把国家带入了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尽管如此，这些年，无论中国或印度，谁也没有忽视低碳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有关政策、法律性文件相继出台了数十个。如：中国早在1997年就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印度也于2001年由全国议会通过了《节能法案》（Energy Conservation Act 2001）。为了执法，两国还建立了有关行政机构。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大力推行地方政府的节能目标责任制，使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相挂钩；印度则按《节能法案》相关条款规定，成立了能效提升局（Bureau of Energy Efficiency），促进全国开展能效提升标准的制定、检查等。两国投入大量财政拨款，同时吸引来自社会的各种资金，争相开启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研究、合作与宣传项目。由联合国发布的《新能源投资年度报告》显示，中印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近年来，在全球新能源领域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可是，这种种积极的举措，却无力扭转两国在能耗及碳排放总量上遏制不住的上升趋势。国际能源署称，照此势头，中印两国将在未来20年内占全球能耗增长量的50%。非常震惊！
中印节能减排政策收效甚微，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际上的学者专家多方撰文指出，深层次原因主要是过去30年已使中国形成了“不计任何代价求增长”的特色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有充分研究结果显示，任何国家要想实现低碳目标，单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必须依赖政府的政策推动，而这样做，又势必在短期内牺牲掉一定的国民经济利益。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暂时看来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所以不论如何努力，现行制度根深蒂固的内在掣肘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政府提出的低碳转型目标实现。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西方认为，印度在包容性上强过中国。印度允许社会不同声音充分参与政治公开辩论，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与类似我国那种不计代价的经济发展企图相抗衡。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曾计划修建的最大水电项目“纳曼达水坝”（SSD on the Narmada river），因数百名原住民以破坏家园为由，上告至最高法院而被停建。
印度目前正在努力转变国家低就业的旧增长模式，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导致本国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及能源等高耗能产业突飞猛进发展，增加整体能源消耗。要想实现低碳发展的更高目标追求，印度必须在既有的工业、建筑节能以及新能源产业上开辟新思路。不过，任何高招都需要资本及技术投入，印度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此都备感吃力。再加上现在印度国内的区域性各类底层政党纷纷崛起，要求分享经济增长蛋糕，低碳发展在情况复杂的印度，眼看正在陷入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
英国、日本这些已经成功实现低碳转型的发达国家曾经采用的有效方法，除了快速提高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外，就是通过全球化，转移碳排放企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如中国、中东和东南亚，以此实现西方社会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显然是中国和印度在现阶段无法复制的。我们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和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实现国家确定的缓解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当下的事实最不令人高兴的是：首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具体时间表，印度还有大量穷人未能享受到现代能源；其次，新能源近几年在中国反倒成了社会资源错配与产能浪费的被关注对象，印度则在财力、技术及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方面跟不上发展的迫切需要，导致自身无力大幅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中印两国现在采取的主要能源策略，竟然是不约而同地在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大举进行能源开采和进口，甚至有了从相互竞争转向合作发展之势。
而与此同时，大为不同的是，美国的页岩气技术与应用却在蓬勃兴起，美国正从传统意义上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可能一跃而成变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自主国。虽然页岩气尚不能让人类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它的碳排放指标远低于传统能源，仅为煤炭的50%，预计由此必将彻底打破现今世界能源供给总格局，影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给中印现行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对此绝对不可小觑。
虽然中印在政治经济上重视低碳、清洁能源的发展，但两国自身制度固有的结构性障碍限制了其作为。中国如何胜券在握，应对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摆在新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首要任务。
【作者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ECI）环境与能源专业博士研究员、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SSEE)研究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研究会员、中美德三国主导的“全球治理2022”(GG2022)研究员。】
伴随国务院《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出台，社会各界渐成共识，中国的生态环境及能源构成已无法承受如今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低碳转型。“十一五”期间中国宣布，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数据为19.1%（原目标曾为20%）。但国际期刊《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能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实际不足20%，80%靠的是关停小火电厂、拉闸限电和更新节能设备等手段。我们的主要措施都是些节能降耗中最容易达到目的，却无法复制的手段，属于低碳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缺乏技术含量的治理模式”。
进入本世纪，我国的重污染、重工业在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为达到经济发展目的，几近竭泽而渔。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缺乏足够开放务实的态度面对低碳发展中的严酷事实。中国国务院研究室范必刚在国内《新世纪》周刊撰文指出：中国对能耗、污染物的排放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统计体系。中国的数据采集不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
再看世界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其能源及低碳数据统计方面，竟有相当多元和开放的评价体系并存。印度全境目前活跃着大大小小上万个关注生态环境、低碳发展的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随时调查监督该国的有关情况。作为世界上的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单位GDP能耗强度只占中国的1/3，而从产业数据上看，印度在工业领域的能耗强度与中国同行不相上下。这说明，印度整体能耗强度偏低的主因是侧重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国际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印度现行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过于惠及印度的中上阶层，正在导致印度贫富差距加大，贫困人口比例持续居高不下。印度经济的高增长没有促使最底层民众快速脱贫。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与印度总理辛格所倡导的“包容性增长”难以完全吻合，不能认为是把国家带入了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尽管如此，这些年，无论中国或印度，谁也没有忽视低碳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有关政策、法律性文件相继出台了数十个。如：中国早在1997年就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印度也于2001年由全国议会通过了《节能法案》（Energy Conservation Act 2001）。为了执法，两国还建立了有关行政机构。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大力推行地方政府的节能目标责任制，使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相挂钩；印度则按《节能法案》相关条款规定，成立了能效提升局（Bureau of Energy Efficiency），促进全国开展能效提升标准的制定、检查等。两国投入大量财政拨款，同时吸引来自社会的各种资金，争相开启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研究、合作与宣传项目。由联合国发布的《新能源投资年度报告》显示，中印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近年来，在全球新能源领域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可是，这种种积极的举措，却无力扭转两国在能耗及碳排放总量上遏制不住的上升趋势。国际能源署称，照此势头，中印两国将在未来20年内占全球能耗增长量的50%。非常震惊！
中印节能减排政策收效甚微，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际上的学者专家多方撰文指出，深层次原因主要是过去30年已使中国形成了“不计任何代价求增长”的特色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有充分研究结果显示，任何国家要想实现低碳目标，单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必须依赖政府的政策推动，而这样做，又势必在短期内牺牲掉一定的国民经济利益。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暂时看来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所以不论如何努力，现行制度根深蒂固的内在掣肘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政府提出的低碳转型目标实现。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西方认为，印度在包容性上强过中国。印度允许社会不同声音充分参与政治公开辩论，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与类似我国那种不计代价的经济发展企图相抗衡。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曾计划修建的最大水电项目“纳曼达水坝”（SSD on the Narmada river），因数百名原住民以破坏家园为由，上告至最高法院而被停建。
印度目前正在努力转变国家低就业的旧增长模式，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导致本国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及能源等高耗能产业突飞猛进发展，增加整体能源消耗。要想实现低碳发展的更高目标追求，印度必须在既有的工业、建筑节能以及新能源产业上开辟新思路。不过，任何高招都需要资本及技术投入，印度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此都备感吃力。再加上现在印度国内的区域性各类底层政党纷纷崛起，要求分享经济增长蛋糕，低碳发展在情况复杂的印度，眼看正在陷入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
英国、日本这些已经成功实现低碳转型的发达国家曾经采用的有效方法，除了快速提高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外，就是通过全球化，转移碳排放企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如中国、中东和东南亚，以此实现西方社会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显然是中国和印度在现阶段无法复制的。我们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和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实现国家确定的缓解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当下的事实最不令人高兴的是：首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具体时间表，印度还有大量穷人未能享受到现代能源；其次，新能源近几年在中国反倒成了社会资源错配与产能浪费的被关注对象，印度则在财力、技术及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方面跟不上发展的迫切需要，导致自身无力大幅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中印两国现在采取的主要能源策略，竟然是不约而同地在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大举进行能源开采和进口，甚至有了从相互竞争转向合作发展之势。
而与此同时，大为不同的是，美国的页岩气技术与应用却在蓬勃兴起，美国正从传统意义上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可能一跃而成变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自主国。虽然页岩气尚不能让人类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它的碳排放指标远低于传统能源，仅为煤炭的50%，预计由此必将彻底打破现今世界能源供给总格局，影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给中印现行的内政外交政策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对此绝对不可小觑。
虽然中印在政治经济上重视低碳、清洁能源的发展，但两国自身制度固有的结构性障碍限制了其作为。中国如何胜券在握，应对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摆在新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首要任务。
【作者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ECI）环境与能源专业博士研究员、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SSEE)研究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研究会员、中美德三国主导的“全球治理2022”(GG2022)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