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嘉兴市竹林村无害化处理池旁，一头等待入池的死猪。 (刘有志 图)
工人正在搬运死猪，这段时间嘉兴严防死守，严控死猪入河。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 图)
万头死猪浮出黄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这都已是中国河流的旧病沉疴。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这个偏处上海西南的小镇，靠近松江自来水厂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们已经再不敢用江里的水了。”当地村民说。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当地镇政府不得不专门为村民运来了一星期的储备用水。
死猪事件业已引发媒体的关注。死猪的大部分正被质疑来自上游的浙江嘉兴市。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猪乡前传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
直到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渐渐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到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妨碍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达到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
“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开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闻名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这跟庞大的死猪数量有关。2011年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嘉兴市生猪饲养量已达770多万头，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处理的病死猪数量达15万-30万头。“如随意扔放，不仅会带来大量细菌和病毒污染，还会造成2万-3万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猪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却迟迟未能建立。包括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跃忠在内的多位官员承认，直到2011年，嘉兴市才开始大规模启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建设。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以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为例，陈云华介绍，到目前为止，村里拥有的处理池不过7个，第8个正在建造。
根据多人介绍，一个处理池一般能处理三千到五千头死猪。而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在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就已达到1.84万余头。其处理能力无疑捉襟见肘。“处理不掉的猪，就只能田间地头河道，随便扔。”村民们说。
“病死猪乱扔的现象在我市五县(市)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嘉兴市的一份报告承认。
以嘉兴最新统计的730万头生猪、3%的正常死亡率计算，即使不出现疫情，要正常处理的死猪，无疑也是个庞大数字。而顺着水路纵横、河浜交错的江南河网而下，这些来历不明的死猪，也成为黄浦江饮用水源的祸患。
挡不住的跨界污染
“死猪的问题以往还不严重。养殖污染更令人头痛。”平湖市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冰说。位于上海上游的平湖市与上海金山区接壤，威胁河网水质的正是来自上游南湖、海盐等地的养猪业污染。
“嘉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养殖的治理。”此前，浙江省环保厅副巡视员许履中在考察嘉兴时说。猪粪、沼液加上到处乱扔的死猪尸体，清丽秀美的江南水乡，现在正散发着阵阵猪臭。
“13万多户农民养了700多万头猪，一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举例说。
“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控量，希望我们转行转产。”陈云华说。为了减少产量，2011年嘉兴市出台了规定，竹林全村已被划入禁、限养区。“计划到2015年，全市生猪存栏总量从750万头控制在200万头左右。”而禁养的范围，则“包括省级河道两侧各200米范围、区级河道两侧各100米范围”。
这正是针对日渐恶化的水质。嘉兴市环保系统知情人说，即使采取措施，但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嘉兴市和嘉兴市区就占据了两席——二者的水质均是劣五类。
这是黄浦江来自上游地区的污染威胁。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来自黄浦江上游的农药化肥等污染源，一直威胁下游水质安全。
夏天，在黄浦江打捞水葫芦早已成了人们熟悉的一景。上海市甚至一度建立了水葫芦打捞办。
作为依赖过境水源生存的城市，为了保护水源地，上海市政府可谓绞尽脑汁。“为了保护黄浦江，上海市很早就制定了《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在国内可算第一家。”陈振楼说。
2010年《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上海确定了青草沙、黄浦江上游、陈行、崇明东风西沙等4个长期保留的水源地。同时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但对于上海市外的上游污染，上海市却一直缺乏有效的办法。按照《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海应该建立与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有关省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协调合作机制。“跨界的水源地保护，需要水源地周边省市联动监管，建立联防联控的机制。光靠上海一个地方推动，喊破喉咙也没用。”陈振楼说。
王玉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们曾和上海金山区建立了一个联动机制，约定每半年开一次联席会议，有需要再临时联动。但在此次死猪事件中，这一机制有无发挥作用，王玉冰则拒绝明确回答：“我们一直在保持沟通。”
“虽然大家都有共同意愿，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软约束力。如果想让机制更好发挥作用，需要更实一些，联系得更密切一些。”他补充说。
嘉兴市竹林村一处无害化处理池已装满死猪，这样的设施远不能满足需求。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河道管理，政出多门
“嘉兴的河网实在太复杂了，很难做到完全监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长任伟良说，仅以平湖为例，在其境内，就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56公里。
事实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启动。从2007年开始，平湖在6年时间分两次启动了水环境综合保持整治计划。“我们设立了河道保洁所，到2009年，就已实现除航道外的全面覆盖。”
但“小而散”的养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难度。平湖市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抱怨说，在他治下的村庄，实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后的养殖方式，点多而分散。“有时真的难以完全管控到位”。
不过七级(指可通行50吨重船只)以上的航道，由于属港航部门管理，并不在日常保洁的覆盖范围内。“不过我们现在正准备调整，航道保洁，以后将交由交通局负责。”任伟良说。
河道管理政出多门的现状也正在反思之中。任伟良说，在过去，河道管理的部门有港航、城管、水利、环保等部门，“水上的管理人员，有时眼睁睁看着陆上的抛掷物，也无可奈何。”平湖市正酝酿将条线的管理改为统一的分片负责制。同时为了解决跨界协调问题，嘉兴市水利局在新丰、凤桥、曹桥三个分属不同县区的街道，建立了河道协调机制，界河分段，确保河道全覆盖。
但这种努力无法形成与上海的互动。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说，按照现在的监管模式，上下游间容易出现盲区。上海市对上游水域无力监管，“既没有执法依据，也没有处罚标准”。
“很多跨流域的污染现在一出现，首先就是推诿。”郑正说，最后就往往变成一笔糊涂账。“建立分级的倒推溯源机制就能解决此问题。”郑正接着说，在河流界面全天候的实时监控下，“只要发现上游过来，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责任。至于是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系统，你自己查去。”
“这样的机制不应再像10年前嘉兴、苏州两地的纠纷一样，要闹到械斗边缘、惊动中央才建立。”陈振楼说，事实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类的机构，本可承担协调的功能，但遗憾的是，“它现在更多是在发挥水资源调配的作用，对于水污染治理，目前并未有太多涉及。”
而此时，作为传统的水源地——黄浦江上游的水质早已严重恶化。“早在2004年，黄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质就已经是V类或劣于V类。”一位参加过2004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会的官员回忆说。
身处水源要位的泖港镇，看起来是如此脆弱。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猪事件发生的两月前，一艘散装化学品船违规作业导致部分化学品泄入河道，迫使附近的水厂不得不紧急选择停水。
为了转移风险，上海市不得不将眼光投向黄浦江以外。“从黄浦江上游的水源地，到长江口建青草沙等水库，上海正是为了转移越来越缺乏保障的饮用水风险。”陈振楼说，但长江口同样不安全，开放式的长江口水源地，其水质变化依然面临多重威胁。
也正因此，上海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海水淡化等手段。而最新的动向则是向位于浙江的千岛湖借水，“每年借取超过20亿立方米的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