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差异，覆盖了居民生活、就业多个方面——
如果生活困难，“城里人”的低保标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确定，而“村里人”的标准则是“城里人”的七五折。
如果失业，“城里人”的失业金待遇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5%，而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标准则为城镇失业人员的40%，纯粹“村里人”的失业情况则不在登记范围之内。
对于当地的老年人，“城里人”中60岁以上的能拿到助老服务券，困难、残疾、独居、高龄等特殊老人还能享受进一步的补贴；而“村里人”中只有失能、半失能和8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才可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
如果住房条件差，“城里人”中的困难户可以申请廉租房、经适房，而“村里人”则没有资格。
如果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两类人的赔偿标准亦不同。根据法律规定，受害者获得的损害赔偿金额，与其从事行业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挂钩。如此一来，由于收入差距较大，“城里人”和“村里人”的获赔金额就相差悬殊。
此外，在医保待遇、报考驾照、士兵退役经济补助、烈属军属抚恤、子女教育等方面，“城里人”与“村里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也存在差异。
当然，“村里人”也有在“城里人”看来值得“羡慕”的地方。比如，“村里人”可以申请宅基地，承包山林、农地，而“城里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如，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城里人”的超生罚款要比“村里人”高出一截，等等。
同地不同权、同劳不同酬、同命不同价……梳理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因户籍差异而催生的不公之事层出不穷，其间的差异可能还不止上述33项。
比如，没有户口，孩子就学可能一直要交高昂借读费；没有户口，买车、买房的首付成数可能更高；没有户口，去世以后家属可能没有丧葬费可拿，等等。户籍有无，从生到死，差异巨大。
记者还发现，城乡二元的户籍，至少包括了三张“制度之网”：城镇和农村分割的二元户口迁移制度，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常住登记和暂住登记分类的二元登记制度。
多年来，这三张大网，将城乡差异牢牢固化，仿佛高墙将“城里人”和“村里人”隔离在各自的地域内。如欲攀墙而过，得克服重重困难。
比如，不少地方规定，农村户口居民迁往城镇的，需具备购房、投资、引进人才、务工经商等条件或亲属投靠；而原城镇居民迁往农村的，除亲属投靠外，严格限制迁移，户口迁移后，户口性质不变。
记者发现，上述清单中的33项城乡差异，涉及12个部门。有些政策制订在本级政府权限之内，更多则涉及上级政府部门，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一策之变，往往牵动多方利益，需要在各部门、上下级政府间做大量协调工作。户籍改革，毫无疑问是改革的一块“硬骨头”。
不过，也应当看到，各地近年来因地制宜，在户籍改革方面有了实质性推进。比如，上海早已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享受“同城待遇”。2013年起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积分达到规定分值的，可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包括同住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
广东则提出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将全面放开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限制，全面放开除广州、深圳以外城镇的直系亲属随迁限制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落户限制。
浙江德清县今年成为全省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县。该县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让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能够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
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在推进户籍改革方面仍面临不小困难。比如，城市公共资源总量有限，短时间内无法满足所有农村居民落户要求，在交通、就医、就学等方面面临瓶颈；一些地方在基层层面“能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还需要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改革配套，等等。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不少基层政府表示，希望为基层在户籍改革方面的探索给予更多支持，上下联动破解改革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