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表资料
来自东北的苏天宇初中辍学后，到一家汽修培训学校“学一门手艺”。(CFP)
原标题：至少2000万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
研究表明农民子女辍学普遍多为“见世面”主动辍学
专家分析认为：“读书无用论”有抬头趋势
“农村青少年辍学外出打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成斌根据最新的调查发现指出，“而且他们辍学打工并非经济压力，而是观念所致。”
他叹息：辍学打工不应该被看做是农村青少年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应当看做社会原因，必须通过政策调节来改变。
然而，就在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的同时，最近媒体报道今年非京籍儿童入学正面临“史上最难”，不少外来人口子女不仅要“五证”（京暂住证、在京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证明、全家户口簿）齐全，还要增加额外限制条件。
一面是农村学校“主动”流失的青少年，一面是城市学校“长高”的入学门槛，这不能不让人对农村孩子所遇尴尬感到隐忧。 文、表／本报记者杜安娜
调查：没一个村无人辍学
“很难说，北京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提高，会不会造成失学。”刘成斌长期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可能很多城市人不知道，农村孩子辍学情况是偏高的。”刘成斌引用一则统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初中辍学人数达140万人。事实上，早在2003年，农业部调查样本中农民子女辍学率平均为10.7%。
辍学率究竟有多高？刘成斌在2011年的一项驻村调查中的，对66个村近千名农民工样本进行了研究。
“在调查对象中，有240名是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有577名是外出打工者或者是曾经外出打工现在回流到家乡。在这有打工经历的577人中， 15岁之前就外出打工的有44人，占7.6%。”刘成斌甚至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0多个村中，没有一个村无人辍学。
辍学人数在9人以下的有28个村庄，占调查村庄数的43.1%，而辍学人数为10～19人的有16个村，占24.6%。辍学人数30人以上的有13个村庄，占20%。“这表明农村辍学的情况相当普遍”。
为了进一步确认辍学率，刘成斌在此基础上，对浙江、湖北、河南的三所初中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这三个样本学校的辍学率相对稳定在10％之间。同时，根据广东、湖北、浙江、河南、贵州、四川这六省的平均辍学率，为10.1%。
刘成斌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推算出全国农民子女的辍学率在10%左右。进一步计算出，我国农村14～35岁的青年人口中，辍学的总规模大致在2000万～3000万人之间。
因经济原因辍学越来越少
对于辍学打工的原因，刘成斌说，以往的研究都认为，是为了经济利益，为了生存。很多老师还把辍学归咎于这些孩子们“成绩不好”，或者是“不想学了”。
“实际上，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后，农民孩子不用交小学和初中的学费，而且农村经济好转，农村孩子由于经济原因辍学的比例越来越小。”刘成斌从调查数据中发现：辍学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大多不是由于学费、生活费用等经济原因“被迫”辍学，而是普遍“主动”辍学。
从调查中显示：这些年龄不到15岁就辍学打工学生的调查表中，将近有一半人选择“见世面、增长见识”。还有将近30%的人选择了“别人都出去打工了”。刘成斌分析：“这说明辍学打工者更多的考虑是见识外面的世界、跟随或者模仿别人的打工行为，而非生活所迫。”
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亲戚、邻居的介绍找到打工岗位。这种“熟人社会”或“熟人网络”对辍学打工有意或无意的“推动”或者是“拉动”，农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氛围。
深层：“读书无用论”抬头？
“现在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仍然是主流，农村初中生为外出打工而辍学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刘成斌看到的是：“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
刘成斌说，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感觉到相当一部分农村父母与孩子的“偏执”一致：“如果同村某个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而自己的孩子只能打工，大多数打工的农民并不着急，也不觉得没面子”。
在这些家长们看来：“没上大学的人多了，不上大学也不丢人，甚至觉得自己都不识字，孩子能够认识字已经不错了。”这些家长们认为：“打工挣钱盖房子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干个三五年就完全可以实现。”
“在他们看来，上大学不但要花费大笔的学费，将来工作也没有把握。”刘成斌认为。
“在农村，变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以‘钱’为标准。比如，功利主义观念在农村邻里之间的帮工过程中也已经流行，现在农村请邻居帮工不付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这些，正是促使学生辍学打工的社会氛围。
建青少年农民工救助机制
刘成斌认为，农民工在做打工决策时，往往只算“经济账”，社会成本对农民工个人来说往往是无法核算清楚的。但人口政策的管理部门应该担起责任，不应把它看作只是“农民工”个人的选择。“最基本的底线是保证未成年者不辍学外出务工。农业收入水平怎样提高才能让农民不再辍学打工应当成为政策顶层设计。”他说。
他建议：实施梯度人口流动，并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制度。甚至有必要通过强化法律手段的执行来落实梯度人口流动政策的硬性限制。对于目前业已形成的现状，刘成斌认为，应建立“应急性农民工救助机制”。“由于早期人口流动政策不完善，留守儿童辍学等形成了很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农村青少年犯罪、流动的青年民工犯罪上升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曾经历双亲外出留守的‘农二代’犯罪概率尤为突出，建立‘危机应急救助’体系应以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进行协调，增加农民工‘社会工作’人员救助机制。专职社工人员提供‘危机支持’”。
设入学条件应更加务实
一面是10％的农村孩子辍学，一面是城市入学门槛的提高。近日，北京市又开始执行最严格的小学入学制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汪明在向本报谈道：“这个事情有斟酌的余地，但不应该过度炒作”。
“人们的议论集中在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质疑、对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忧虑、对相关部门管理服务的不满上。”他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做出一些反思，比如，提供的管理服务是否应当更加人性化。
“设定的条件要求应当更加务实。目前，大部分地方非户籍人员子女的入学手续有所简化，一般需要提供身份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暂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等，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灵活的做法。”他说：“如果因为办证手续烦琐、要求不够明确、服务不够细致，会使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
在汪明看来，北京市这次出台的非京籍儿童入学需“五证”齐全，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比如，‘五证’齐全的要求显然把工作和居住作为同时具备的条件，这与《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并不相符。要求提供‘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其法律依据也不充分。”
汪明希望：“设置一定的入学条件，是各地解决非本地户籍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普遍做法，这样做有利于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但不得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