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沉于英国帕斯卡尔湾的德国“兴登堡”号战列巡洋舰（资料图）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波及数亿人口的战争毁灭了四个帝国，重创了欧洲文明。1919年6月28日，德国被迫和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
今年是一战百年，在整个世界都在纪念、反思这场人类首次全球战争之时，战争的主角之一——德国大战前的战略决策也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世界大战开始前，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战争之后，不仅崛起的国势不复存在，连帝国本身也在战败和一连串革命中灰飞烟灭。
作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德国最后却以走入战争的方式丢掉了机遇。一战百年之际，这其中的选择与谬误，值得后人探究和深思。
蒸蒸日上的德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是以第二次工业革命冲击之下各国的重新定位作为基调的。此前的200多年里，凭借独步全球的海军和抢先开展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不仅获得了最多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和最强工业国。然而此时，随着英国制造业空心化以及所谓“科技工业化痴呆症”的影响，一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受惠的国家开始成长，其中又以美、德两国的成就最为瞩目。
美国此时尚未完全消化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远在大洋彼岸，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还不算强劲；德国则借助统一德意志的和平红利、巨额的普法战争赔款（普法战争德国获得50亿法郎赔款，约合14亿两白银，超过中国近代史上全部对外赔款和借款的本息总和）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休养生息之后迅速发展，并且开始争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地位。20世纪初是德国的战略机遇期，其发展正处于最好的状态。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变化：1880-1900年间，德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8%升至12%，英国从25%下降到21%，法国从11%下降到8%；1913年，德国钢产量是英国的2.26倍，发电量是英国的3.2倍，煤炭产量为英国的95%，铁路里程是英国的90%；当年德国GDP总额达到524亿马克，约合25.5亿英镑，超过英国的23.54亿英镑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在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是德国不断发展的城市化与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1900年德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4%，1910年时则上升到60%以上。普遍接受义务基础教育的德国工人和科学家为德国在钢铁、机械、军火、精细化工等领域取得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提供了人才保障。
在地缘政治领域，德国的表现尽管远远算不上尽善尽美，但通过秘密外交和结盟，德国在欧洲大陆至少获得了可靠的盟友。三国同盟对协约国形成了力量均衡：法国因为普法战争的惨败失去了进攻德国的勇气；英国则因为在非洲与法国的一系列摩擦，直到20世纪初依然对法国严加防范；俄国则在本质上与德国没有矛盾，专心致力于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方向的扩张。
至于战争威胁，德国虽不能高枕无忧，但绝对是忧虑最少的。德国为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拥有者，任何挑战德国陆军的行动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此同时，德国在原本孱弱的海军领域也已经大有起色，由于威廉二世及提尔比茨的努力，德国海军在一战前已经建成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舰队，并且正以有序的严谨计划，进一步扩充这支强大的海军。
在后世的许多历史著作中，经常将德国发展海军舰队描绘成威廉二世盲目的攀比心理作祟或是德国空耗国力、挑战英国海权的荒谬之举。这种说法忽视了德国这一时期早已对海外殖民地和市场形成的巨大依赖，也没有意识到发展海军对德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巨大拉动作用，更是对英国大陆平衡政策的选择性无视。在德国已经成为欧陆头号强国的时候，任何海权上的退让都不足以让英国放弃遏制德国的战略选择。从这一点看，德国在国力接近甚至超出英国之时大力兴建公海舰队，更像是为了提高英国战争成本，维护英德和平的防火墙。
德国建设公海舰队并没有遇到巨大的财政压力。德国海军的经费不仅远低于英国，还低于美国和沙俄。一战前，德国的政府赤字只占GDP的不到2%。相比之下，英国以接近德国的GDP和高于德国的负债，常年维持两倍于德国的海军开支，同时还保持一支规模不亚于德军的陆军以应对布尔战争、守卫全球殖民地，财政压力可想而知。1912年后，随着德国第三次修正《1900年德国海军法》，继续扩大舰队规模，英国被迫将建军目标从两倍于德军调整为比德军多60%，同时将地中海的制海权让给法国，以维持本土舰队对德国的优势。1913年，时任海军大臣、主张积极与德国进行军备竞赛的丘吉尔甚至向德国提出停造军舰一年，其理由当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那么天真。
英国的造舰能力此时已经接近极限。德国的造舰规模则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按照公海舰队缔造者提尔比茨的设想，到1920年，德国将拥有超过60艘主力舰的庞大海军，这一规模也许仍然比不上英国海军。但已经足以遏制英国对德国的战争冲动，甚至可以在大西洋上建立对英国海军的局部优势。如果考虑到舰艇换代和英德的经济发展，1920年以后的两国海军竞赛的天平将更加倾向于德国。
战争来临前各国的盘算
德国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体现在其本国的飞速发展上，也取决于一战爆发前各国对德国的态度。一战的爆发并不是这些大国的本意，各国对待可能的欧洲大战，其诉求和态度也各不相同。
英国作为欧洲最强者和欧洲大陆的平衡者，长期以来对挑战英国霸权的国家都持坚决的抑制态度。德国被英国抑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这与德国是否决意挑战英国海权并无太大关系。因为国力下降的缘故，英国不惜与长期的对手法国、俄国结盟，试图尽力削弱德国。不过面对德国陆军，英国并没有全面介入陆战的打算，而是计划在派遣一支小规模远征军（10个师）之后主要依靠法俄军队。英国唯一介意的是比利时，它享受的“永久中立”被认为不可打破，这也被认为是英国参战的真正底线。
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遭受了经济和军事双重打击，即使随后的恢复也没无法挽回其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地位。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占领导致法国对德国的深仇大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对法国不断示好也无法改变这一切。一旦法德爆发战争，法军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就是阿尔萨斯与洛林。不过因为自忖无力强攻两地，法国更倾向于防御德军从这一方向发起的进攻，至于收复失地则需要从长计议。
俄国是协约国中最虚弱、却也是最大胆的国家。经历了俾斯麦主导的柏林会议及此后的一系列挫折后，沙皇和政府官员们得出了疯狂的结论：只有让每一场战争都变成全面大战，才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只有全面的战争才能把盟友们拉下水来并肩作战，从而弥补俄罗斯国力和军力的不足。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和1905年革命后，俄国对世界大战的需求更为迫切，沙皇比任何欧洲的统治者都更需要一场战争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也比任何君主更加渴望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皇位。
奥匈帝国作为德国的盟友，缺乏进行一场现代战争的能力，因此寻求德国的支援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战争策略。这一时期的奥匈帝国经济不尽如人意，多民族的复杂国情让其不得不时刻提防自身的解体。为了守住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面对比自身强大的俄国的进逼，三国同盟是它最后的依靠。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比其他几个大国都要迅速，早在19世纪就已沦为其他大国欺凌掠夺的对象。但因为控制黑海和近东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各国都不甘他国独占，才使该国残喘至20世纪。由于缺乏基本的近代特征，奥斯曼帝国从军队组建到武器装备都高度仰赖外国。选边站队成了这个国家最难的抉择，无论选择任意一边，反方面的力量都会给予土耳其施加巨大的压力。土耳其在图谋自保的过程中，除非不得已，不轻易介入全面战争。
整个欧洲只有俄国渴望战争，德国的理性选择依然是和平崛起。在法国几乎不会主动进攻，俄德缺乏直接矛盾，英德陆上战争可能性又不大的情况下，只要保证盟友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矛盾不会激化为全面战争，德国周边就几乎不会有大规模战争。同时，借助英国因布尔战争恶化的财政情况，德国适时展开了同英国的海军竞赛。随着德国海军的发展，英国将不得不逐渐让渡出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并承认拥有强大舰队的德国海权。英国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显著占优的存量海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德国海军的进步将不断消解英国昔日存量的优势。这时候，德国崛起拥有资金、技术和原料的优势，需要的只是时间这一项。
德国如何卷入进了一战漩涡？
从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身亡，到8月4日德军越过边境入侵比利时，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后世看来，这场大战原本完全可以被遏止，但世界却没有办法避免这场人间浩劫。
无论大公死活，奥匈帝国在第一时间就下定决心要武装兼并塞尔维亚。按照常理，奥匈帝国要么利用这一危机召开和会，要求列强满足其要求；要么快速按计划动员军队，在对手俄罗斯反应过来之前碾压弱小的塞尔维亚，形成既成事实，限制战争规模。
但在大公遇刺后的四周里，奥匈帝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大公的葬礼原本是各国首脑汇集之地，在欧洲，这种被称为“工作性葬礼”的聚会往往能促成多边首脑会谈，为化解危机制造条件。但因为大公夫妇的身份贵贱早已引发维也纳宫廷皇室不满，他们居然放弃了举办国葬以获得斡旋的机会。奥匈帝国虽然急切地想要发起武装兼并塞尔维亚的战争，却因其二元帝国结构的低效，在劝服各个王国政府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却未能实施动员。由于奥匈帝国的羸弱，动武决定还要获得德国的支持，恰好德国主要政要此时度假，直到7月25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奥匈帝国才向塞尔维亚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
历史又跟世界开了一个玩笑。7月25日当天，塞尔维亚就拒绝了最后通牒，并开始了全国动员；而一心想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的动员，居然到7月28日才开始。这一个月间，法国总统和沙皇已经互相沟通了立场，对俄国向奥匈开战表示支持，7月30日，俄国开始针对奥匈帝国的动员。俄奥战争至此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战前各国秘密外交中签订的一大串协定和同盟。这些建立在相互制约和援助基础上的协定，本意在于通过施加扩大战争的威胁来遏制战争的爆发。这一体系在俾斯麦时代的几十年里都运行良好。
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互相生效的保险条款，就如曹操在赤壁串起战船的铁链一般，在平时是曹军将士的保险带，在火烧赤壁时却成了曹军一败涂地的夺命锁。
根据这些秘密盟约，一旦俄国对奥匈动员，德国就同时对法俄动员；一旦德国对法俄动员，法国就对德奥动员；一旦防御性战争开打，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唯一的“施里芬计划”，德国就要穿越低地国家迂回法国；一旦迂回时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又将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开战！这一系列的动员与作战环环相扣。问题在于，环上的决策者们并不清楚套在自己一环上的，会是哪个秘密约定。
就这样，德国在忤逆自身意志的情况下“机械地”被动加入了一战。而当威廉二世要求制定单独对俄作战计划，并对法国保持防御时，总参谋长小毛奇居然以“没有制定相应预案”的荒谬理由拒绝了皇帝。无奈的皇帝被迫在他最不想开战的时刻，为了盟友的利益同时和两个不想交战的国家作战。而当自作聪明的小毛奇下令将削弱的德军投入对比利时的列日要塞进攻之时又违背了“施里芬计划”加强西线的要求。德国试图分兵阻止俄军推进，同时又无视英国参战的底线，破坏比利时中立时，这场世界大战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本可通过稳定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形势，最终因德国被迫投入一场同本国利益关联有限的全面战争而功亏一篑。更悲剧的是，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恰好是德国在和平竞争出现转折的有利时机。为了盟友的利益，德国被迫同时和两个强国全面开战，虽然更好的组织水准和训练素质使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优势，但这不足以取得战争胜利。而存量实力不足和缺乏战争潜力的劣势，则注定了德国的失败。德国的教训，对于那些正在致力于以和平发展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国家而言，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