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和民众、富人和穷人、城管和小贩、宝马和三轮的对立中，不问事实与细节，无条件地站在“弱势”一方，“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形成一种新的、破坏性的“暴力”。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与政策、法律规范不同，道德是“柔性”的，除了内心信念，主要通过社会舆论来评判约束。在网络空间，舆论的参与广度、传播速度空前增强，对形塑社会道德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同时，道德被放大化、唯一化、绝对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道德绑架，强加于人
把较高的标准当成底线和义务，对未做到的人横加指责。比如每逢重大自然灾难发生，总有人乐于搞捐款排行榜，对捐款少或不捐款的明星、企业咒骂甚至上门围堵。近日一些白血病患者在新希望集团门口下跪，想每人借一百万治病。尽管遭遇值得同情，但让别人面临两难的手段，本质上仍是要挟“逼捐”。道德还具有排他性，道德感过强，容易认为观点不一致的人是“道德有问题”。“狗是伴侣还是食材”的争论中，有的爱狗人士不认为生活习惯和道德判断有多样性，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以至在高速路上拦截载狗车辆、强迫别人卖狗、围堵狗肉店等行为，也变得理直气壮。道德伦理的标准之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应再补一条“己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只要这不是对方的义务。
只讲奉献，不讲利益
战国时期颜回在齐国赎回鲁国奴隶，却不按规定去找鲁国政府报销或领赏，舆论交口称赞。孔子却说，多数鲁国人没钱，以后赎回奴隶后如去报销，会让人瞧不起，不报销的话经济上又负担不起，以后愿去解救奴隶的人会变少。几千年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舆论不时将“道德”和“利益”相对立，认为帮助他人就不该接受馈赠，甚至不该留名。以至于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让许多人难以适应，而一些在大雪天收费帮人推车者，也被批成“趁人之危”、“发国难财”，只是口诛笔伐者，自己未必会全天侯去义务推车。
只求心安，不计后果
最典型的莫过于批量“放生”。一些原本自由的动物，要饱受有计划的捕捞、存放、放生的折腾，还有的被放到并不适当的环境，很快死亡或破坏环境。一些清醒的宗教界人士称此为“贪功德”“杀生”。北京奥运会前，“鸟巢”原本设计有可开启、滑动式屋顶，但由于安全争议和“耗费钢材过多”的指责，后期修改方案去掉了屋顶。单从节约上看，钢材是省了，但体育场由全封闭变成长年露天，复杂天气下难以使用，空置浪费明显。公众很敏感的能源价格政策也是这样，低价被认为是让利于民，涨价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但许多人忽略了低价带来的严重的能源浪费。
强调主观，忽视客观
近年来网上盛传一个贴文《发错药之后 美国护士VS中国护士》——某护士发错药之后，美国的医院会考虑人手是否紧张、个人是否休息不足、药物外观是否相似，然后逐项调整，减少未来出错的概率。而在中国，则是领导训斥、媒体曝光、舆论指责，当事人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给自己找理由”——故事虽属虚构，但也反映了许多人习惯强调主观因素、解决问题过份依赖“批评教育”。当年湖北荆州“挟尸要价”照片刺痛了许多人，但在谴责打捞者“唯利是图”的同时，也应反思，既然当地遗体打捞有一定需求，有关部门就该建立打捞队伍，建立行业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讨价还价”等问题。此外，即便是主观问题，往往也有客观原因。比如我们常常报怨“领导不重视”，那领导为什么不重视？是对相关业务不了解，还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无法分身，还是缺乏资源即便重视也无能为力？
只问强弱，不分是非
“在鸡蛋和墙之间，永远站在鸡蛋的一方”，成为一些网络名人理直气壮的“行动指南”，潜台词是“弱者天然代表正义”。于是在官员和民众、富人和穷人、城管和小贩、拆迁者和被拆迁户、宝马和三轮的对立中，不问事实与细节，无条件地站在看上去“弱势”的一方，“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形成一种新的、破坏性的“暴力”，离“正义”的出发点越来越远。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舆论中“道德分析”与“道德指责”的泛化，除了影响问题的论断、加深群体的对立，还容易滋生道德贩子和伪君子。近来孤儿杨六斤的报道就是这样，通过夸大少年的悲惨遭遇并附上捐款帐号，社会捐助一举突破五百万。然而，这对其他类似遭遇的青少年，并不公平；对杨六斤本人，也未必是件好事；对于媒体，靠煽情和贩卖道德获得赞誉、增加点击、吸纳募捐，迟早会耗尽珍贵的公众爱心和媒体公信力。
就社会治理而言，道德具有法律和制度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法律和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当前认识网络舆论、改进社会管理的关键之一，是要在当前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分清“品德高尚”、“遵守公德”、“缺德失德”的界限，分清并用对、用好思想教化和法律、制度等不同的办法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