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先行地实验区，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先行一步，当前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广东也会最先遇到。社会矛盾的复杂度也是相对突出，群体性事件、医患冲突、珠三角农村“希腊化”、劳资纠纷、征拆矛盾、信访难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解决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就是最好的群众路线。
这些矛盾，与发展相随相生；而快速发展，又会产生大量新的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那么，发展无从谈起，改革也无法进行。
广东深知，推进转型升级，实现加快发展，激发改革开放的新动力，创造广东发展的新优势，都离不开稳定。面对“化解社会矛盾”这道时代课题，广东直面现实，勇于探路，敢于担当。
亟须破解稳定难题
“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看似平常的工作逻辑，想要做好却并不那么容易。
今年初，中国社科院发布《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对过去14年间全国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梳理，指出广东以占全国案件总数30.7%的比例位居首位。
显然，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亟须破解稳定难题。
今年2月，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省维护稳定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维护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他指示要下大力气化解社会矛盾。
从今年3月下旬起，南方报业采取“1+X”报道方式，南方日报与南方网、南方杂志、南方农村报、南方都市报组成联合报道组，几十名记者奔赴南粤大地，对我省存在的系列矛盾进行深入调研，寻找各地破解之良策，观察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轨迹。
曾轰动一时的上浦村事件，或许就是当下广东矛盾的缩影。因原村干部出租土地引发纠纷，上浦村爆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潜藏在事件背后的这些“问题村”，更加令人担忧。
据省委组织部通报，今年以来，我省共倒排了300个问题突出村（社区）党组织、2300个后进村（社区）党组织。
“由于经济落后，社会积压的矛盾多，一旦从落后走向发展，就会激化很多矛盾。”不少欠发达地区主要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坦言。
记者调查发现，新时期广东信访存在两大特点：一是信访中存量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重复信访较多；二是信访所反映的一些社会矛盾，除了个人利益属性外，诉求更加多元。
发展，让每一个市场主体意识到资源的宝贵。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则意味着资源的重新整合，规则的打破和秩序的冲突，很容易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诚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许多问题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发展—稳定”的身影。但由发展不足引发的矛盾，一旦不能依法有效处理，就很容易升级，酿成大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发展进程。
粤式矛盾化解经
直面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前提。
先行地广东，不可避免会率先遭遇到各种社会矛盾，这也倒逼广东各级党委政府“摸着石头过河”，创新治理理念，为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而积极探路，念好化解这本经——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广东强化市县主体责任，牢牢掌握主动权。
基层既是产生矛盾的源头，也是疏导矛盾的关键点。广东要求基层党委、政府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注重主动治理，牢牢掌握主动权，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清远在农村推行的“三个重心下移”的改革试点，揭阳在上浦村事件后启动的责任倒查机制，都是明确治理主体和责任的积极举措。
“领导干部要有担当精神，矛盾发生在基层，最终解决也必须在基层。”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村是主力，镇是主体，县是主导，市要成为最后一道关口。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广东强调基层治理的法治思维，推进矛盾化解的法治实践。
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对外开放大省，广东区域大，矛盾交叉复杂，具体情况不同，各地主要矛盾各异。但化解矛盾，广东坚持一个共同的底线——法治思维！
胡春华书记多次强调，要以落实《广东省信访条例》为契机，努力把化解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
社会矛盾最终要在法治的平台上解决，只有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在具体实践中，也更强调政府要依法行政，民众要依法维权。
比如，惠州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治，“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声音传到户”；梅州在处理拆迁问题上，坚持“三公三法”原则；中山在整治医闹行为时，强调依法维权。
通过依法办事，不仅切实解决社会矛盾，还引领政府从人情政府到法治政府转变，引导社会从人情社会到法治社会转变。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广东突出问题导向，依靠群众，“事要解决”。
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
深入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东各地认真排查问题，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推动矛盾化解机制从政府单一主导向“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会动员”多方联动转变。
“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这是清远在农村乡村治理探索中的重要体会。而肇庆也通过引入群众和社会团体，打造基层治理的“138”网格，及时发现，及早治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依靠群众，广东注重提高群众意识，给老百姓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激发老百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广东注重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中解决。
化解“希腊化”风险，根本上要靠转型升级。因此，东莞打出一系列“增资减债”的“组合拳”。2013年底，东莞农村集体资产负债率降至近20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解决上浦村事件暴露出来的毒、赌、假等系列社会问题，除了坚持铁腕整治，揭阳还注重用发展的办法，推动军埔等上访村发展电商，改善群众生活，带领群众致富。
稳定与发展，始终是辩证统一的。解决稳定问题，不是先撂下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尽管转型中的广东社会矛盾交错复杂，但推动解决了发展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化解社会矛盾，广东敢于担当，勇于探路。
矛与盾既对立又统一
化解矛盾，我们要学点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即辩证统一。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就是“发展VS稳定”中一对显著的矛与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经济发展一旦带来环境污染和障碍，环境就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发展，不少地方教训异常深刻。
惠州深刻认识到了矛盾的辩证统一，下决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实现了两者和谐发展，相互促进，为迅速进入“第二梯队”而积蓄后劲。
化解矛盾，我们要更具全局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基层治理工作量大、面广线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才能形成一套管用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
新时期的矛盾全局观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矛盾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试图掩盖而不是解决矛盾。社会的矛盾是不能被掩盖的，更不能被打压，越是掩饰越会深化，一步被动，步步被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
化解矛盾，我们要努力抓住主要矛盾。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我们就很容易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毛病，从而疲于奔命，却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发展不足是揭阳最大的矛盾，加快发展是解决揭阳一切矛盾的关键。”揭阳的矛盾化解，主要还是抓发展，要发展就要解决基层问题，提供和谐稳定、平安有序的环境。
值得警惕的是，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矛盾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尽管广东在化解矛盾上迈出了关键的步伐，但也应该看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仍需克服“法治思维虽然明确，维稳与维权尚存冲突”、“治理思路明确，能力参差不齐”、“依靠群众成共识，社会参与有待提高”等难题。
化解矛盾，我们要力争从小抓起。将工作重点进一步前移，从事后治理变为事前预防，通过全面摸底、准确定位、无缝衔接，将各类矛盾纠纷处理在初始，化解在萌芽，抓早、抓小、抓苗头，尽最大可能避免矛盾纠纷演变成为大的群体性事件。
矛盾虽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只要我们科学地看待、理性地分析，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依法化解，矛盾反而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并让我们不断警醒，不断完善。
正所谓，历史的漫漫长河总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并且继续前进着，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不断推进着社会进步的历史征程。
化解社会矛盾，广东坚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