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The Manchester School，曼彻斯特大学版，第22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这篇论文富于创见性地提出“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发展模型。刘易斯也因“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而荣获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庞大的农业部门中劳动人口相对于土地资源过剩，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只有使相对于土地过程的劳动力达到充分就业，才能提高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水平。因此，解决充分就业的条件，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参见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按照“二元经济”模型理论，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业部门不断萎缩，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本越多就可以将更多劳动力吸收到工业部门中去。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收入水平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动因。当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后，劳动边际生产率会提高。
“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可以说是这种模型的实践，在取得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重工轻农，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建设。在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和现代化、城市化的简单理解下，以及城乡巨大差别的现实诱导，城市与现代工业从农村肆意吸收大量的所谓“剩余劳动力”，以实现自己的扩张，以至造成农村“空心”和荒芜化。同时，农业萎缩和农产品的利润低微，“谁来种地”成为明日之惑，粮食安全、食品危机、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迫切。盲目推动城市化、城市支柱产业的缺失而至的“鬼城”以及城市病的种种困扰，等等。
也许在认识上对“二元经济”模型理解上有所偏颇，也许具体执行上受到众多因素干扰，但的确是反思这种经济模式的时候了。
改造传统农业
与威廉•阿瑟•刘易斯同时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对于农业却有着另一种思想认识。
西奥多•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欧洲、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正是通过农业而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只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和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传统农业技术状况长时期的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供给不变，农民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不发生变化。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需求不变，农民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传统生产要素的供求由于储蓄为零而达到均衡。
舒尔茨对于两种影响深远的关于传统农业的流行观点不以为然：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底下；另一种就是著名的“隐蔽失业理论”。
对于第一种观点，舒尔茨根据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撒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地区的资料证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落后，他们能对市场价格的变动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变动，他们会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通过多年的努力，现有的生产要素已经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要素并不会提高生产率。
至于“隐蔽失业理论”，又称“零值农业劳动学说”，上述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他们认为，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实际上对生产是毫无贡献的。这种就业实际是隐蔽失业，把这些人从农业中抽走，并不会使农业生产减少。舒尔茨根据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从而是使农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因此，“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参见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得农业收入流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合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和技术保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认为，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必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各种各样，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等等。其中，教育是长期有效的形式，也是更加重要的。
舒尔茨对于农业经济价值的重估，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思路，的确为传统农业的重振、衰落乡村的复兴拓展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事实证明，在工业化、城市化问题日益困扰加剧的今天，舒尔茨的对农业、农村 “不放弃”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更彰显了其先见性。
“桃米经验”
在台湾南投埔里镇的桃米，曾因1999年9月21日的台湾“集集大地震”而成为重灾区。灾后重建，桃米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从一个经济凋落的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十几年过去了，桃米变成了游客青睐的“世外桃源”。（参见陈统奎《台湾桃米社区的重建启示》《再看桃米：台湾社区营造的草根实践》，《南风窗》2010年1期；2011年17期）
追寻桃米乡村社区营造成功的原因，却是台湾社区营造学会理事长的陈锦煌所言的：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理念是“造人”，社区必先有一群人愿意改变，然后，社区营造才能成功。
桃米，循着“教育学习—观念改变—行动实践”的策略，重新集结分散的社区社会力。在着力打造生态农业产业方面，重点先建构一个“知识经济的社群”，最终实现乡村村民与乡村社区的共同成长。
参与打造桃米乡村社区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其董事长廖嘉展认为：“桃米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其实农业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行业，会让人觉得农村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地带，最重要的是，现在这成为一件有尊严和有价值的事情。”
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著名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最后这样说：
“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许多食物。节约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类型农业的落后性。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向农民投资，再造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