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河源，是历史上移民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有其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今河源所属的龙川县，更是渊源流长，是早期岭南移民的重要聚居地。本文拟以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河源、龙川两部《县志》进行比较，通过其体例及内容的分析，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地区的社会形势，以及民俗风情、移民风尚等人文特征。
一、两部《县志》的体例
1、河源与龙川的区域演变
历史上的河源和龙川区域，其行政建置经历了多次变迁。
龙川县：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郡县制度逐步完备。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设置南海郡及龙川县，当时龙川县的地域十分广阔。后来，赵佗建立南越国，龙川县为其属地，但辖境已小。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重置南海郡，龙川也属此郡，辖境更小。三国时期，仍为南海郡龙川县，但辖地扩大，类似于秦时区域。东晋时期，从龙川县中析出一些新县，辖境缩小。南朝齐时，又从龙川县析置新丰县及河源县。武则天时置雷乡县，五代南汉又改名龙川县。宋代龙川县
属循州，仍据有今龙川等地。明清时期，属惠州府。① 河源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记载：河源“本汉龙川县之地，齐于此置河源县，以县东北三百里有三河之源，故名也。”在此之前，河源之地一直属龙川县境。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南方之后，将龙川并入河源县，属循州，大业三年（607年）改为龙川郡。唐初复置龙川县，后并入归善县，河源县辖区变小，仍属循州。宋代属惠州，辖境相当于今河源市区及东源
等地。明清时期，归惠州府管辖。②
2、两部《县志》的编纂
(1)《河源县志)的编纂。
乾隆《河源县志》，为乡进士、文林郎、知广东惠州府河源县事、浙江陈张翼，手纂于乾隆十年（1745年）。河源为南朝齐时所置，历代河源县志没有旧本，一直到明正德年中，邑令郑自修开始有传书，但仅传抄本数帙。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邑令王驹又重修河源志，共八卷。但
是记载又太过简略，而且不无讹驳之处。及雍正八年（1730年），邑令何齐圣重新纂录，但未有印制。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邑令吴溶考订确核，采撷访问，很是辛劳，增益过半，纂修成书共十卷，足称善本。大多因为这个因素，县事陈张翼仍取旧志原本，参考拾遗补缺，颇多增损
移易之处。至于原有的序、例，一并著录于本志的简端。原书中的论注，大多存留未有削减。只有一些小序，因为移易篇目，不得不重作修改。 至乾隆十年时，陈张翼已在河源任职三年。促使他全力以赴，慨然重修《河源县志》的原因，“盖以岭南百越，盛称赵佗故事……考其先为龙川令，而河源即古龙川地，相传有赵佗故城，则余之志河源也，犹其志南海之微意云尔。”① 陈张翼在河源为政期间，“陟巘降原”。河源的山川疆域，以及凡是有关天时地利、人功物性的所见所闻，他都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了然于胸。然后，再对照邑乘进行考订，重新加以修
辑。至于河源百度维新的景象，陈张翼认为，更应当“详而志之，以示后人”。并曾说道：“河邑振兴之机，自今以始也”。@
乾隆《河源县志》，是陈张翼在多位前任邑令所纂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并走访了河源的周边地区和一些贤达之士，从而为后人了解历史上河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2)《龙川县志》的编纂。
乾隆《龙川县志>，为知龙川县事、长白书图纂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龙川为百粤首邑，秦始皇始置南海郡，以龙川为县。龙川辟在一隅，自秦汉以来，衣冠文物与中州相似，“犹不改椎鲁[髻]之旧”。为士者皆知好学，多贮经籍。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邑令书图到龙川五年， 廉静慈惠，以不扰民作为执政之策。且乐于龙川的风俗淳朴，易于治理，民安且很少庭讼，黎民安居乐业。书图在“簿书之暇”，早已留心编纂县志，“无事朝夕驰驱，越俎而治疱”。于是，慨然以修纂县志为己之重任，并延访龙川的学识之人，共相编辑。③
《龙川县志>始修于明朝宣德年间，而此时，北宋苏文定先有的“志略”已湮。明代已修的郑儒、林庭植二《志》，已残于兵燹，仅有一序可考。传于后世的县志，大都为清代所修，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潘好让《志》，雍正八年（1730年）的周之矩《志》等。乾隆四年(1739 年)，盛熙祚曾重修该县《县志》，但到书图编纂此志之时，已过去了20余年，由于时移世易，世事变幻，盛《志》中脱略残缺之处甚多，加之开卷不列分野，异于通常志体之格。
此部《龙川县志》，在参考原有县志的基础上，体例较为完善，内容更加充实。候选知县、甲子科举人、龙川人杨廷钊等人奉命开局，参与编修工作。远稽近考，博采旁搜，其间山川之清淑，人文之蔚起，物产之奥衍，以及风俗之奢俭，政治之烦简，生民之休戚等，无不加以备采、核实。
因此，此部《县志》，简略精湛，上下千百年之间的兴衰废止之事，班班可考，正如其《序》中所说：“兹志之成，宁惟备一时实录已哉！④”该县志之书，是书图、杨廷钊等人通力合作的结晶，在龙川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3、两部《县志》的体例特点
《河源县志》共十五卷，采用纲目体志书的体例，即先设总纲或大类，纲下或类下再分细目，以纲统目。这样的志书体例，宋以前较为少见，宋以后逐渐多起来，至明清时期成为志书编纂所采用的主要体例。此体目以类归，层次清楚，结构严谨，便于反映事物间的统属关系。此部《河
源县志》，在沿袭明清历代河源1日志体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河源县志>中，引明正德原序说： “今县志一邑史也，日地理、日食货、日官职、日文教、日武备、日祀典、日卸政、日选举、日人物、日恩典、日古迹、日艺文。此其据事直书也。①此部县志，共列十四个大类为纲，下分九
十八目。
+<龙川县志》共十二卷，分三十一项，采用平目体志书的体例，即将内容分为若干类，平行排列，无纲统摄。该《龙川县志》序中说：“夫邑之有志，详纪载，核是非，其体仿于国史。…… 分门别类，始星野，终艺文，为卷十二。”平列星野、舆图、建制沿革、疆域、山川、坊都、户口、
田赋、积贮、学校、风俗、人物、列女、艺文等。②此体在清代前期颇为流行，主要因朝廷将顺治十七年(1660年)河南巡抚贾汉复纂修的《河南通志》当作成式颁著天下，故各地修志模仿贾志体例者较多。
一、两部《县志》的内容
县志作为一方之志，是一个县地区域的全史。乾隆时期编纂《河源县志》和《龙川县志》，都属这类志书性质，以下具体从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关于舆地的记载
《河源县志》沿袭了历代志书关于舆地志的记载方法和内容，设置舆地志作为总类，记载相对集中，编排有序，分别从形胜、分野、疆域、山川四个类目介绍河源的地理、名胜等情况。在卷一图目部分，还绘制有河源县舆地总图、河源县上下双城一气图、双城山川形势图、上城县署
图、下城学宫文阁奎阁图、桂山图、蓝溪山图、在城约图、在乡二十四分图等，形象而全面地记载了河源全境的各种地势、地貌等有关情况。
《龙川县志》采用平目体志书的体例，相对来说归类有些分散，把舆地志分成两部分，卷一记载星野、舆图，卷二记载疆域、山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能集中体现龙川的地理地貌情况。
本志把舆图单列为目，说明舆图的重要性。“舆之有图，犹人之有面目也，面目不分，则四肢百体无所安置”。书图莅龙五载，足迹踏遍四野，地理形势无不昭然在目，又遍访有学问的老者，然后“交相分析详注，命工绘为图”，虽然龙川有数百里的土地，仍“尺幅可稽”。③
本志的另一特点，是附有灾祥部分，详细记载了龙川历年的所谓祥瑞情况以及受灾情况。如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大饥，境内荒情严重，物价飞涨，斗米钱三百，饿殍甚众，知县王瑛曾劝说各地富户煮粥赈饥。④这为研究龙川区域的民生民情等提供了感性的认知材料。
2、《食货志》内容的比较
历代正史中一般都有《食货志》部分，方志中大多也沿用了这样的体例，记述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市籴等相关制度，这为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重要的资料。《河源县志》食货部分提到：“尝考《洪范》八政，一 日食，二日货，《汉书》有《食货志》，诚以民事之所亟者此也。按河源风俗，惟以农事为务，为民上者，实图利之”。①该志结合河源以农为本的风俗，把《食货志》作为一专门类目，分户口、田亩、科则、支解、杂项、盐法、屯田、场地等方面，来记述农业、商业等民事本业的发展情况。
河源地区长期以来以农事为主，禁止非农业以及对农业带来损害的采矿业，并将“邑内产矿处所逐一陈列，险阻嘹然，俾来此者，知所寻访，以为备御。”② 相比较而言，《龙川县志》所记述的食货部分没有那么详细。卷三有户口、田赋，另附外额、积贮。卷二坊都，附有食盐项。卷四为屯田军饷。其中的食盐项目，不仅记载了盐法，还记载了一些文书材料，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书图“恩详请照旧便买官盐”公文等。龙川境内地域辽阔，加之层峦叠嶂，陆路崎岖。且龙邑风土淳朴，居民力勤耕作，“通邑约计务农者，十届七八。终岁两造农事，实属殷忙，赴埠买盐，往返跋涉，动辄费时”③。龙川民间所食之盐，大多系近埠无业居民赴埠买标，肩贩官盐，沿村零卖。对于贫乏之家、农业之家提供了诸多便利。 因此，当地官府请于朝廷，希望“照旧便买官盐，以恤穷黎，以安农业事”。④ 龙川志的户口、田赋项目，包含了科则、支解、杂项等内容，但未单列条目，容易产生歧义。 然而，部分内容的记载也较为详实。自明代以来，龙川地区屡遭兵燹，常常造成经济凋耗，官府
征赋所涉及的户口，往往屈指可数。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国家休养生息百余年，生齿日繁。每历一纪，必添其数。税有定额，永不加赋，皇恩浩荡，泽被众生。⑤“税有定额，永不加赋”的赋税制度，促进了当地户口的增加，土地的开垦，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从而使民众生活得到了较
大改善，整体社会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
3.关于学校教育
《河源县志》依照正史之法，记载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分学制、祀典、常额、守藏、考注、考古、学租、院馆等类目，突出了中原移民崇尚教育之风。《志》中提到：“考三古盛时，学校庠序，皆所以明伦。及隋唐以来，设立科目，又兼以取士顾士，希贤希圣，躬行实践，必尊孔孟。
而为国为人，书升论秀，必育英才。二者体用，相须华实并茂。则是立学校以造士，性理与文章原属一以贯之。自宋元丰令，天下州县皆立学。迫我国家，制度尤备”。⑥ 河源的学校，原在邑之北隅，后经历代官府重修，设有崇圣祀、忠义孝弟祀、节孝祀、文昌阁、奎阁等。每当重修县学之时，知县及士人皆能身体力行，各地民众也能积极捐资捐地，这无疑促进了河源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乾隆七年（1742年），知县陈张翼履任时，根据河源山川形胜，建立文昌阁、奎阁。增高阁基，增扩相互之间的道路，重修青云路等。之后，又屡次捐资，建立学宫及崇圣祀。“人心踊跃，首事督工，自备日食，以勤工事”。“凡经营一切诸务，首事实心，清白办理，如有捐输未到，亦先垫用。”⑦表现了这位知县为政一方、首倡重教的表率作用。
许多百姓也积极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如这里的何姓家族，“至于何姓捐地，以助学校者屡矣，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河源知县刘肇篦迁复文庙于旧城，虽有其基而地形多缺，时有生员何连生、何际泰……将其祖遗书房场基捐入以助”。后来的何家，又多次捐地捐资重修学宫，在此不
一一举例。至乾隆时期，陈张翼任知县期间，<县志》中对何家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先世读书渊源，正以捐地以佐”。因此，河源的学宫“迄今尽善尽美，何族前后相继捐地者四，可谓乐助而得其道者矣。……其为功于学校，岂浅鲜哉！故备志其说，以示劝于后”。①当然，捐资捐地或以
其他方式支持学校教育发展的事例还有很多，在当地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传统，这不能不说是重教大环境的使然。
《龙川县志>中，对学校教育方面的记载较为简略，在卷四只设有学校、祀典附社学义学两
个类目。但在该志的卷首曾记载：“学校之设，所以敷教化，育贤才，鼓舞而陶成之，责甚钜也。……唐宋以来，人才彬彬，多循中出。今圣天子，右文重道，广历师儒，德教涵濡。海滨之士，有邹鲁风。古云师道立则善人多尚，其益思培养，追踪曩哲也。”②说明这里也有着浓重的尚文之风，是人才辈出之地。
龙川作为较早的中原移民聚居之地，重教的传统应该是一大特色。这里的学宫自唐始建，至宋有了较大的发展。后来历经战乱兵燹，但到了明代时期已具有了较大规模，建有尊经阁、明伦堂、魁星楼、肃敬堂、儒学门、文昌祀、泮池、仰贤祀、文庙等。历任知县也非常重视学校建设，如康熙十年（1671年）知县盛熙祚曾捐俸辅助修建。其他捐资捐力重修学校的绅士，在《志>中载颇多，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绅士耿悖曾捐银九十余两修筑泮池，起立石栏等。③
曾收藏于这里尊经阁的《十三经》、《廿一史>，是乾隆三年（1738年）奉文颁发、令士子讲习的教材，并十分明确地记述：《十三经》-百二十本共十二函，为汲古阁版。《廿一史》五百本共五十函，明南京国子监板。此外，还有《御制周易折衷》、《日讲易经解义》等二十函一百五十
九本教义供士子研习。
“益思培养，追踪曩哲”，是对先哲的崇尚，也是教育理念的追求。因此，在这里的大成殿里，树立有众多的先哲大儒之像，如首位是至圣先师孔子，四配是颜子、曾子等。其他有左丘明、董仲舒、周敦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等。在殿旁及廊庑之下，还有先贤十哲之像，如闵子损、
冉子雍、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等。④这无疑是当时的县学中，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写照，更是当时崇尚文教世风的写照。
4、关于民俗风情
《河源县志》关于民俗风情方面的记载，主要涉及卷十一《风俗志》和卷十三《人物志》，类目包括岁时、士习、民风、方言、贤达、儒林、孝义、耆德、节烈等。
河源之地，山水明秀，佳气钟毓，先达名贤之士，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到乾隆时期，文教兴盛，尤其重视对民众的教育教化。据《志》中所记：这里的民众遵从敦厚礼让，偏居一隅，敬业乐群。“小民衣履贫者固然敝陋，富者亦多素朴，并无好奢之习性”。⑤
河源之民历来注重家族教育，且具有极强的承传性，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其家教教育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如尊祖敬宗、乐善好施、求学进取、勤俭持家等等。而教育子女读书为学，无疑是其家族教育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河源的历史上，感人至深、堪称楷模的家教事迹不胜枚举。
该《县志》记载：“又有书租，不论多寡，为子孙读书膏火之资，或立约垂后范。不习儒业者，不得过问焉，所以示鼓励也”。①其家族鼓励后代读书的理念由此可见。同时，这里的家族教育，不分等级高低、财力多寡，而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乡村人民多聚族而处，围墙环绕，数十户皆一姓，每村必有书馆，延塾师课之，开讲堂，设梆子，族之子弟，群率诵习”。② 如明代的李子升，性格端严，不苟言笑。父亲李琮殁世之后，事母江氏，诚敬孝顺，终身不怠。成年后即到县学学习，屡以德行闻名。二十八岁取得贡士资格后，博览群书，教授生徒，谆谆不厌，邑中子弟受业成名者有百余人。还有清代康熙年间的李溥，自幼嗜学，成年即入学宫。 父寿已到耄耋之年，“色养备笃，事后母蔡氏以孝谨称，蔡氏视之如己出。及后二亲丧葬，以身任之，不派及诸弟”。@这些耆德、贤达、孝义之人，都是自幼嗜学、博览群书、淳厚孝义的典范。
由于河源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居处环境，使得妇女在家族教育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妇女成为家族或家庭当中，治家教子的主要操持者。据《河源县志》记载：“民间妇女与男子均劳苦，采薪运水者不绝。有襁负担孩任、肩担之重者习以常”。④这些妇女在注重自身以德守之的同时，
还担当起了男子在家庭中的重任，从而把这种德的教化发扬光大，成为整个家庭中植德树人、治家立业的主角。
这些女性，幼承家教，出嫁后，仍能严守家训，并以这种传统族风来教育、培养后代，谱写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重教诗篇。如这里的清代妇女刘氏，原为生员张司龄之妻，年二十八夫亡， 欲以身殉。当时的姑婆年纪已大，她有一子衍亨才刚满五岁。姑婆劝其以抚孤延嗣为重任，刘氏
便“忍哀强起，念姑孀衰劳，遗孤仅一线，无可诿托，乃偕妾庾氏，矢志水操，服布茹茶，事姑终老，以贤孝见称于戚里。教子义方，学业成就列明经。孙亦蜚声，苦节四十余载，至七十四以节孝闻。”@清乾隆八年（1743年），下诏旨在这里建立牌坊，以旌表她的事迹。又如妇女邹氏，
原为邝如佳之妻，年十八夫亡。邹氏“苦节清操，教育遗腹子云翀，早入庠序，以恩贡授溆浦令。’@等等，有关此类例子颇多。中国家教文化传统的特色、内涵，以及由其先民世代恪守、承传下来的重教风范，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体现，在当地民风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龙川县志》关于民俗风情方面的记载，涉及卷五和卷八，包括风俗、乡约附养济院、人物、 列女等类目。《风俗志》开篇即提到：龙川与南海郡并设，其建置为最久，其风俗也最朴。“然质而不俚，四礼皆如制。士人尚节义，非公不见长。吏民安土重迁，不肯轻去其乡，故鲜沽贩之风。……
男女效勤，耕则有粳粘早晚之禾，织则有棉葛苎蕉之布。沐我朝百余年深仁厚泽，风俗大愈古昔。 若夫蒸蒸日上，是在移易之君子。①这里显然折射出中原移民后裔重礼尚义、安土重迁、以农为本的风范。
该《县志》中，还记载有知县潘好让所作一部《劝民歌》，内容全面，文字也堪称精彩，“词句虽俚，其牖世觉民之美意，贤者得以之训俗，愚者得以之全身，亦古之遗爱也，其主以兴行教化为第一”。②其中有：“一劝吾民孝父母，父天母地恩高厚。十月怀胎担恐惊，三年乳哺不离手……。
二劝吾民睦兄弟，兄弟手足本同蒂。和乐可以顺父母，一家欢欣歌唐棣……。三劝吾民勤读书，读书日与圣贤居。气质彬彬人便敬，心旷体胖道貌舒……。四劝吾民务本业，勤俭生涯用不竭。 士农工商有正务，游手好闲所当节……”③等等，龙川地区在仁孝、和睦、读书、务本等方面的
教育理念，以及在民俗风情方面的主流社会意识，由此可见一斑。由于篇幅所限，对这方面的论述姑且从简。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