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先有隐士，后有隐逸文化，隐逸文化的流布、承继，即成隐逸文化传统。
《易•坤•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天地运行变化，草木滋长茂盛；天地闭合滞塞，万物凋零萧条。贤者应考量时势，适时而隐。如“囊”之“括”（扎起口袋），谨言慎行，不会有灾难，也不会有称誉。
“出世”而隐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古代之“士”，“笃信好学”之旨归，在于爱惜道、守住死，不与危乱之邦为伍，天下有道则“入世”而现，施展才能，弘道扬善；天下无道则“出世”而隐，韬光养晦，以身守道。
孔子之理念，在于“士志于道”，坚守“道统”，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与不“王道”的“政统”保持距离，不同流合污，更以“邦无道，富且贵焉”为耻！在“无道”之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在孔子看来，“隐逸”，是一种对“道”的捍卫和维护；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适时”的处事态度。
与儒家相对的道家庄子，则以上古禅让传说来谈论“隐逸”：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庄子•让王》）
善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衣食自给自足，相较于治理天下，其更愿意“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里体现了一种对于率性之“自由”的诉求！
与善卷行为相反的，是一些世俗之所为：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惽惽，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庄子•至乐》）
世俗所尊崇看重的，是富有、尊贵、长寿和善名；所爱好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食品的丰盛、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所轻视看低的，是贫穷、卑微、夭折和恶名；所痛苦烦恼和忧惧的，是“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
在庄子看来，富者、贵者，劳累身形，苦心经营，处心积虑，患得患失，其对待自身（“其为形也”）可谓“愚”（愚蠢）、“外”（身外）、“疏”（疏忽）、“远”（远离），真是“何苦也”！
庄子以为此是“天之戮民也”！
可见，对于“隐逸”，庄子认为，是一种对于“天下”之位的权势的否定、“无为有国者所羁”；是一种对于世俗 “富贵寿善”身外之物的否定、“不为轩冕（权势）肆志，不为穷约趋俗”。是不“危身弃生以殉物”、为物所累的“自由”人生！
儒道思想汇合，便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隐逸文化价值观，即坚守道义、适时生存、率性自由等。
“归园田居”
在“隐逸”价值观下，避世隐士，其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多种多样，迥异于世俗之常规：
“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元好问《市隐斋记》）
但一般来说，往往选择旷野山林、浩渺江湖之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
晋陆云《逸民赋》描写到：
世有逸民兮，栖迟乎于一丘。委天刑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险隘兮，又安足以盘游？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载营抱魄，怀元执一。傲物思宁，妙世自逸。静芬响于永言，灭绝景于无质。相荒土而卜居，度山河而考室。
曾丘翳莽，穹谷重深。丛木振颖，葛藟垂阴。潜鱼泳沚，嘤鸟来吟。仍疏圃于芝薄兮，即兰堂于芳林。靡炎飙以赴节兮，挥天籁而兴音。假乐器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挹回源于别沼兮，食秋菊于高岑。蒙玉泉以濯发兮，临浚谷而投簪。
这里的“逸人”，即隐士，杖策而往，枕石漱流，行走于深谷幽林之间，与潜鱼嘤鸟为伴，吟咏抚琴，采食秋菊，濯发玉泉，过着耽于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
在纵情山林江湖的隐士生活中，乡村田园，成为隐逸生活的一个重要图景。“世外桃源”的始创者陶渊明，对隐士田园生活作了经典描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此外又如：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王绩《田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乡村生活，一年四季，春华秋实，变化有序；花开花落，和缓平静；夏雨冬雪，景致不同；瓜熟蒂落，自然农法。乡村环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桃花源记》）。同时，乡村民风淳朴，情感朴实，“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陆游《立春日》）。
另外，古代乡村管理，主要依靠宗族制度，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乡村，这个相对宽松、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恰好为性好自由的隐士提供了一片施展天地。
乡村所拥有的这些自然人文环境，与隐士逃离束缚、适时生存、率性自由的诉求正相吻合，使得乡村及乡村生活，与隐士及隐逸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田园生活、隐逸文化，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乡村文明的一个特色。
现代“心隐”
南怀瑾在其《禅宗与道家》一书中认为，隐士思想，和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
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们无论是否功成名就，都把“归隐”作为一种人生归宿，是由于“隐士”修为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归隐”，虽有“不合作”之意，也更有挣脱世俗“樊笼”约束，“回归自然”、“人格独立”的诉求。
现代社会，虽然不再存有古代社会的“隐士”，却依然传承了“隐逸文化”传统。现代之人，虽不多见隐居于山林江湖、过着田园生活的“身隐”之士，却也不乏许多心怀冲破尘世之网、逃离城市、回归田园的“心隐”之士。
作为现代人来说，其所面临的压力来自于更多方面：社会政治、资源环境、食品安全、道德信仰，甚至城市痼疾、乡村衰败等等。强大的身外之“物”的力量，充斥了几乎所有人类的生存空间、甚至心灵空间，人的异化加剧，越来越不能承受生命之重！“道”的失落和缺席，又使人陷入无“道”可守的尴尬、迷茫境地。
这些因素，使得许多人虽然无法“身隐”，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于钢筋水泥之中“心隐”田园，神游于山林江湖之间，或于短暂驻留乡村之中，放松疲惫的身心，获得精神的慰藉，调整失衡的心灵。
也正是这种“心隐”的愿望，使人们无论行走何时何地，无论人生潮起潮落，总是念念不忘那片些许业已凋零的乡土，内心中存有无尽的乡愁。
时下乡村旅游的兴盛，既是经济发展、休闲文化勃兴的结果，同时，也是隐逸文化传统的因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凸显隐逸文化的内涵，方能增加乡村旅游的文化含量。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