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存在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并不容易。依我看，关键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断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使得从政不再具有强烈的物质诱惑力；二是大力建设像西方那样的人才“旋转门”，使得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流动变得容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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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厅官的辞职引发热议。在我看来，辞职者--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身上有三个特色吸引人的眼光：第一，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官员；第二，从网上照片看颇有几分姿色；第三，其丈夫早年移民海外，使她成为"裸官"。
但其实，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在这个"官本位"依然浓郁的国度，一个人从科员、科长、处长爬到厅局级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居然主动辞职，岂不令人错愕之余好奇不止？
还存在一个对比鲜明的现象：不少因工作失误而遭处分的官员，很少见到他（她）们引咎辞职的，即便是遭免职，也不见他们告别官场，更多的是忍辱负重等待再次被任用。
综合以上原因，官员、尤其是职务高的官员主动辞职，总会引来好奇的目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社会大众所见辞职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厅局级，副部长以上的高官未见到主动辞职的，基本上是干到退休为止，除非是中途触犯了党纪国法，譬如去年至今在反腐败运动中落马的20余位副部级官员。
转换一下情境，此事若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就立马变得稀松平常了。西方国家，连总理辞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社会大众不会感到吃惊。日本前些年走马灯似换首相，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景，虽然不太雅，但日本社会也未因此发生动荡。
总理如此，部长辞职就更是如一颗小石子投进湖中泛不起什么浪花。经常见到报道讲某国某部长因与总理意见不合挂冠而去，又有某国某部长因涉嫌公车私用或者报销了几笔私餐费用被曝光而辞职。
总之，在这些国家里，部长辞个职简直就像小孩翘个课一样，太小儿科，太不令人关注了。作为一个外人，我倒是有时会想：这些部长实在有些傻，爬到那样的高位，"好辞不如赖坐着"，和总理意见不合就听总理的呗，干吗要辞职呢！
当然，我也知道西方的这些个部长岗位含金量都不高，诱惑力不强，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一旦与上司意见不合，不愿委曲求全辞职走人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西方政坛有个"旋转门"，方便官员的进进出出。学者、企业家以及官员通过这道门可以进入彼此的领域。今日大学教授，明天政府部长甚至总理；今日政府部长或者总理，明天大学教授或者企业总裁。这道门使得高官们告别官场亦不用担心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去职的姿势比较潇洒。
反观中国官场，目前官员手中的权力含金量依然很高，以权谋私的机会依然很多。虽然最近一年来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不少老虎应声而倒，的确在相当程度上震慑住了某些官员的贪念。曾经有人用"官不聊生"来形容台湾行政官员，说过那种时时、事事被人盯的生活实在是太苦逼了。当下中国大陆的官场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将权力关进笼子中，反腐势头一旦减弱，贪腐势头必然反弹。
这些年来，拜开放和市场经济所赐，个人的就职空间变大，中国也开始有类似西方"旋转门"的样子了。一些政府官员下海去企业任职或者去学校任教，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例如前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数年前辞职后转任人民大学公益学院院长；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去年8月底左右辞职进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在几天前的一个公开场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对我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任职十年的中宣部辞职下海时，很多人感到不解。但现在不少即将退休的故旧很羡慕他依然拥有广阔的事业空间。
不过近些年来持续不退的国考热也提醒我，要改变存在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并不容易。依我看，关键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断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使得从政不再具有强烈的物质诱惑力；二是大力建设像西方那样的人才"旋转门"，使得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流动变得容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