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也被认为是”三战“策略的灵感源泉(资料图)
中国军队实施十年有余的“三战”策略，系在舆论、心理、法律领域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发扬。其对“无形战斗力”的促进作用，与武器装备性能的提升相辅相成。
日前，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邀请相关领域学者，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展开研究，提交了500多页的评估报告。
为该项目提供顾问咨询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ke Pillsbury）强调，2003年，中国首次宣布“三战”时，美国军方并未充分关注，认为它与普通的政治宣传并无太多不同；直到2010年之后，美国才渐渐注意到，可以用“三战”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际行为。
报告指出，中国正对美实施“三战”战略，并取得一定成果，而美国政府和军方至今缺乏应对这种“非动武”的作战方式的准备。
提升无形战力是核心
2003年12月，中国通过借鉴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正式将“三战”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并责成有关单位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与资源整合，研究“三战”的具体样式。“三战”的核心是“无形战斗力”，即通过舆论战与心理战的密切配合，再利用法律战，为自身树立“正义之师”的形象。与此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集成，从政治、思想、精神、心理、法律等领域展开攻势，达成“‘巧’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美方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军的“三战”运用始于正式军事打击之前，贯穿于军事打击之中，继续于军事打击之后，意图实现“小战大胜，甚至不战而胜”。这代表了解放军不再单纯强调军事武力的作战行为，也重视非军事行动，并强化战略层面的政治工作，从而集中国家资源，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进行战争。经过十年的探索，解放军有关“三战”的发展，业已从理论探讨与宣传，进步到实践与验证阶段，各项策略的运用日益成熟。
三线出击，相互支持
舆论战是中国长期重视的领域。“三战”理论在舆论战领域的创新，最重要的是结合心理战，让对手怀疑自身，进而在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将其纳为已用。过去，中国军方大多利用文件、图像、广播及在敌后传播“特种信息”的方式来宣传，如今有了网络技术帮助，信息的传播以及宣传的效果更为惊人。和平年代，中国舆论战的目的在于塑造国家对外形象，除了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并搭配舆论宣传，营造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如亚丁湾护航、“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外访），还通过影响全球舆论来塑造“和平崛起”的价值观，强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的同时，更期望在国际权力版图中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对解放军而言，心理战是对敌斗争的另一种方式，不仅可以从心理上打击敌人和增强自己，而且其运用范围随着科技发展扩大，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无所不包。过去，心理战在传统军事作战中大多处于辅助地位，如今在信息化、数字化战争条件下，媒体以及数字产品的应用，都让心理战的震慑力与主动性远超过去，如利用“网军”影响舆论，都是网络时代心理战的新型应用方式。因此，以往处于辅助地位的心理战逐渐变成主流，并通过植入军事演习，发挥“文攻武吓”的作用。
至于法律战，则是强调战争行为的发动及实施必须有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合法性，作战手段、方法的合理性，以及通过人道主义原则运用来达成合法性目的。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该法的出现使得中国政府有法可依，使得对台政策趋于稳定。同时，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还可以通过非军事或准军事力量介入敏感议题，避免升级紧张局势。如中国在海南省设立三沙市，便是利用设立地级市的机会，让该海域置于相关行政区的直接管辖之下，增强日后行动的法律依据。同样的思维也被中国应用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概念上，虽然中国是否有能力达成明文规定中的项目尚待观察，但先声夺人的效果已经达到。
直击美军思维盲区
五角大楼的报告认为，解放军对“三战”的运用已进入新阶段，在某些方面已对美国产生效果，美国却对“三战”缺乏了解。原因之一是，“三战”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美国并无类似的组织，因此很多认识仅限于皮毛，并不完全了解其实质和运用途径。
尽管美国也针对心理战出版类似的行动准则，但内容偏重于在战场上如何利用宣传手段达到弱化敌军抵抗意志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上述手法定义在“传统作战的辅助”（如空袭前的传单发送、电台劝降），在先天上限制了心理战的运用。反观中国，它直接将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视为战争方式，也算得上是传统兵学的新发扬——“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流传至今的中国兵法，以之为出发点，更衍生出“暗度陈仓”、“笑里藏刀”等兵书中强调的“虚实二元、奇正并用”之术。这些独特的思维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中国的国防政策（如所谓“武装力量多样化运用”），也是令今日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无法参透其中奥妙的文化壁垒。
号称“中国通”的美国学者白邦瑞，曾在2000年出版《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一书，该书采取全面系统研究的方法，对现代中国军队的战略思想以“注重科技的军事事务革命”、“武力投送”以及“重视传统的人民战争”三个不同角度作为分析基础。但追根究底，白邦瑞的思路仍是以技术推动变革为主，这也与美军历来强调以科技为变革动力有关。这种思维也造成美国学术界探讨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时，经常过于偏重武器装备的数量以及硬件效能，忽略许多软件因素，令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西方学者徒增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