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学走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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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一）“法治”与“法制”
当我们谈起“法治”的时候，常常会将它与“法制”混淆：法制，是一种法律化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种依法治国的观念；法制，是社会秩序的管控法则，而法治，是全体公民的内心准则；法制，是靠法令的硬性规定来实行他律，而法治，是靠民众的思想意识来实现自律；法制，通过制度规范行为，强制遵守法规，是治国的手段，而法治，实现全民意识统一，自觉依法行事，是治国的目标。
“法制”社会的他律方法，是确保人依法行事的必要手段，而“法治”观念和自律精神的真正建立，才使人从受制度支配走向了自觉依照观念行事，才使人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这才是一个社会经由“法制”的治理方式走向了“法治”的理想状态。
所以，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制度的强大保障，更期待观念的深入人心。当“法治”成为举国上下高度统一的行为认同，人们便可以自觉遵循内心准则的感召、接受自我的约束，而不是寻求外部规则的漏洞、挑战法规的底线。
中国很早就有了“法”的意识，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管子》中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社会中所有行为的准则规范。而《韩非子》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一个家庭若有恒常的产业，即使遭遇饥荒也不挨饿，一个国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难也不会混乱。法，是规范社会的法尺、是稳固事态的准绳，这就是古人对法治的重要认识。
但是，并非认识就能落实成行为，并非规则就能维护住秩序。比如《史记》中记载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古时烽火的点燃，是涉及到军事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具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在周代，镐京附近修有二十多座烽火台，每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烽火便一座接一座地点燃，四周诸侯看到这狼烟四起，便知军事紧急、家国垂危，纷纷带兵前来、勤王靖难。但周天子与诸侯王之间这严肃的契约，却被周幽王当做博美人一笑的游戏。他为了引逗艳若桃李却一向冷若冰霜的妃子褒姒展颜一笑，便上烽火台燃起烽火，招各路诸侯前来一会。当各地兵马火速奔来准备与设想中的侵略者誓死一战的时候，却见他们效忠的对象正与美人在城上开怀大笑，认为这样兵马齐聚的戏剧化场景非常有趣。而由于褒姒难得地笑了，大喜之下的周幽王颁给献出这个“烽火戏诸侯”计策的佞臣以千金作赏，这便是“千金一笑”词语的由来。
可是，周幽王只看到美人的笑颜，却没看到将士的怒火，他戏耍了法则的严肃性，法则便要戏耍他的号召力。周幽王以为找到了观赏喜剧的最佳节目，真实而刺激，便频频以烽火之号戏弄诸侯。于是，当国内的反抗者与边疆的侵略者联合前来进犯镐京时，他纵使命人将烽火一燃昼夜，也不再有救兵前来。走投无路的周幽王，被敌军杀死，西周也就此灭亡。烽火报警的制度，本是古时边防的有效传递法则，但周幽王的思维中却丝毫不存法之意识，他个人的治国荒唐凌驾于法规严整之上，使“法制”规则名存实亡，使一代天子国破家亡，他是从思想意识之初，就始终欠缺对“法治”观念的理解和尊重。
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虽然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能依照法治的思维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识的头脑所抛弃。因此， 既要用“法制”的准则，来确保“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维，来指挥“法制”的执行。
这就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设立了法制却不善加执行，等同于无法的社会。而纪律严明的兵家却深谙此道，《史记》中还记载了孙武训兵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吴王要考察孙武的本事，命他以练兵之法来训练宫女与后妃。这些后宫女子，对于模拟军训之事倍感新奇，不肯听从孙武的指挥，总是嬉戏笑闹。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在交待清楚纲纪口令之后，看女眷们依然无事纪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将两队的队长、也就是吴王的两位爱妃依照军法处死，连吴王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孙武认为，军法当前，令出必行。如此一来，宫女们再不敢无视法令，全队肃然齐整。
孙武起初规定的“法制”命令，宫女们不以为然，并没有接受为“法治”层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执行就没力度。孙武其后通过以儆效尤，让“法治”的观念深入到宫女们思维中，“法治”才真正上升为自觉指导行为举止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推广成全民意识，治兵法则推广为社会治理，便是法治社会的形态，《韩非子》中说“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当今的法治社会，是依从法治，为民服务。
这便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根本不同：法治，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而法制，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法制规则的设定，是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种子，使人性之善发扬光大；法制的严令，是在惩罚人心中恶的因子，令人性之恶交付代价。
（二）性善与性恶
说起“法”，古代的法，更偏重于惩罚，面对犯罪行为，只能“惩于已然之后”，即使法令再严苛、刑罚再恐怖，也是威吓于人的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天的法，更应偏重于教导，是为了指导人性善恶转化、保护人心不堕深渊、警惕恶之花违法生发，通过法之教化，感召人在善恶抉择的观念上“防于未然之前”。
这也涉及到中国文化里对于人性善恶论的判断分析。同是儒家思想者的代表，孟子就偏向于“人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怀有善心，所以他坚持德治，以德育人、以德治国；而荀子偏向于“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具有恶心，所以他教出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家弟子，法家思想者正是由于不信任人性而重法度。
其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天使与恶的魔鬼本就是一对双生子，同时存在于人心初生之时。当法镜呈立于人心面前，当人心角落在法理的监督下秋毫毕现，必然会发现恶的影子，也会闪现善的样子，这才是完整的人性。对于人性之恶，无法杜绝，只能教化，引导它向善的一方转化、防患于未然，而非坐看它壮大显形、然后以血腥之法惩罚，毕竟，惩罚的对象不仅于恶人恶行本身，常常要更多人、甚至要整个社会来为这份恶果共同买单 。——“法”存在的本质意义，在于治理、在于德善的引导，而非刑罚、而非残酷的手法。
中国文化里还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两面，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既要看到人性的善、也要承认人性的恶，既要培养自律精神、也要依靠他律方法，这就是《孟子》里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单有法令不能自我生效、单有善教也不够理政治国。对于人性的两面性，既要进行德治、也要运用法治，既需要“法治”观念的教化和引导、也需要“法制”规则的约束和保障。
然而人性进化的理想目标、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从阴暗性走向光明性、从动物性走向文明性的过程；社会对于公民的期待，是能实现“法治”的全民化、自主化，而公民对于社会的期待，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化、自由化——真正的法治社会，该是每个公民身处其中感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那是人性发展由原始到高尚、由被动约束到自我规范的社会，是由法律管制到自觉守法的社会，是由“法制”制约到“法治”治心的社会，也就是，人们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的社会。
“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思维治理家国，以法的严谨规范市场；“治国使众莫如法”，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理念指导行为，以法的严肃警醒人心；“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精神教化人性，以法的意识发展文明。——文明社会的发展，要在法的框架内进行，而法治的根本，是为使社会文明走向更加善意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