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2起村干部巨腐案涉案22亿 多因土地及拆迁
今年2月26日，网曝“坐拥20亿资产”的深圳龙岗南联村官周伟思(前右)在深圳市中级法院受审。新华社发
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亿
“千万级”贪腐村官多来自江浙粤等地，7起与土地、拆迁有关
近日，北京市纪委对农村基层“小官巨腐”展开专项整治。此前，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北京市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因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以及征地补偿衍生出多位“千万级村官”。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
统计发现，“千万级村官”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其他案件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实习生 杨雨奇 赵欢
土地转让，村官是“土地爷”
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作主，贪腐与土地利益关联性极强。
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村干部位列五大高危官员群体之首。书中介绍，在村官的形象危机中，贪腐问题最为突出，其中一个广泛的共性便是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
一直以来，我国土地征收“剪刀差”问题突出，与补偿相关的征地制度改革也被认为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难题之一，然而目前我国仍没有征地补偿的专门法律，利用制度漏洞贪腐的案例时有发生。
去年7月底，浙江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而从2012年底被爆料的“20亿村官”周伟思案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身为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主任的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
再比如，去年海南省高院审理了一起村官侵占征地补偿款的案件，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对新京报记者透露，村官在征地过程中进行贪腐，隐蔽性比较强。“征地过程中，国家往往都是通过与村干部来谈判征地条件的。如果村干部通过做手脚的方式隐瞒某些条件，或故意曲解某些条件的话，普通村民实际上就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征地条件是什么。”
有学者曾提出，由于在农村集体土地出租、转让中，租赁费的多少、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作主，村干部就是“土地爷”。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征地补偿款被挪用或截留后，失地农民时常会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多次上访。去年11月28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表示，农村土地征用成为信访的主要问题。
“二传手”截留国家惠农补贴
虚报冒领、骗取危房改造补贴款、截留扶贫资金、贪污粮食补贴等涉农腐败案多发。
由于村官掌握国家惠农补贴等各项资金的发放权，其功能类似于“二传手”。新京报记者发现，各地纪委通报的基层违纪行为中，村官贪腐的另一重要对象是国家的各类补贴资金。
以青海省为例，今年以来青海省纪委与西宁市纪委共通报了12起基层干部违纪典型案例。其中，骗取国家补贴的案例有9起。
梳理全国各地纪委通报的村官违纪案例中，虚报冒领、骗取危房改造补贴款、截留扶贫资金、贪污粮食补贴等涉农腐败较为多发。此种类型的贪腐数额相差非常大，而贪腐的渠道也多样。
今年6月5日，山东省潍坊市纪委通报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冯良禹，与他人合伙虚报骗取母猪补贴1800元、挪用村民低保补助金1300元、虚报冒领小麦直补款1816.05元。
由于对农村账目缺乏审计程序，套取国家惠农资金的行为屡屡发生。去年年底，山西省晋城市纪委通报泽州县高都镇大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原海军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逾15万。
此外，在纪委通报中，多地村干部存在“强揽工程、违规发包工程”的行为。
今年6月底，《湖北日报》报道，大冶市查办了罗桥街道办事处港湖村原支部书记、主任刘某通过强揽工程、违规处置村集体资产等手段非法敛财达1300余万元案。
据安徽省某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村主任对新京报记者介绍，在当地，村官成立公司在幕后操作包揽工程的情况已不是新鲜事。他介绍，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丰富，涉矿村庄的潜在利益刺激了“贿选”的产生。
“想要开矿，就需要通过村官与村民协调。村官因此可以获得所谓的‘协调费’。此外，一些村官自己开公司，向开矿的要工程，要项目。”
农村的财务谁来监督？据上述村主任介绍，目前对农村财务的监督主要是乡镇的农经站，是县农委的下属机构。此外就是村里的村民监督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就是个空架子，监督人员一年拿到国家几百块的补贴，起不到什么作用”。
在这位基层村官看来，“村官出现违纪的行为，有人举报纪委才会查，一般不会主动检查。”
多地出台文件治理村官腐败
专家称，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农村外部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力度也很弱。
近日，北京启动的“小官巨腐”专项整治，将矛头直指征地拆迁中侵害群众利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农村“三资”管理、涉农资金管理腐败、农村工程建设腐败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类似的治理也在全国多地可循踪影。
为了治理贪腐村官外逃的现象，广州市纪委于2013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意见》，将全市2014名村干部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范围统一管理。
新京报记者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包括省市县在内的15个地方已经出台了治理村官腐败的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中普遍针对的问题包括强占征地补偿安置款、挪用农民补贴资金、挥霍集体财产、向农民乱收费等行为。
贵州大方县高店乡，为避免村官“任人唯亲”，在治贪文件中提出“建立干部亲属信息档案”，对全乡现任村干部的配偶、直系亲属和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进行信息采集，实行一村一档、一人一袋纳入管理。
然而对于地方出台的各种治理政策，胡必亮认为，对于治理农村腐败，来自外部的约束是有限的。“村里的事务大多属于自治性质的，只有是来自内部的约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因此要逐步形成自我约束的良好机制。”
胡必亮表示，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农村外部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力度也很弱。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翁鸣曾于2008年至2013年6月期间，在河北省青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据他介绍，全县有345个村，县、乡纪委几乎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监察村干部违纪情况的。
“很多地方在形式上设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但起到的作用很小。”胡必亮分析，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农村的管理体制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自律，实际上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农村也收到许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家族制度，如果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来自大家族，一般情况下村民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也形成不了有效的监督。
在胡必亮看来，村务公开虽推行多年，但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农村的财务管理在不少地方也不太规范。“如果村里的会计是村干部本家族的人，或是由其亲戚朋友担任，往往就是村干部说了算，让怎么记账，就怎么记。”
翁鸣则认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已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的权力架构设置要调整。目前大多数农村仍是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还是行政化、命令式的领导。”与此同时，被赋予监督权力的村民会议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翁鸣看来，目前我国许多农村治理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元化的领导模式，而未来村治结构需要增加民主的元素，创新民主治理的机制。“村官说了算，这种不受监督是违背民主和违反村民自治的。”
内蒙古三厅官贪腐轨迹：政商勾兑打造财富帝国
在疯狂的贪欲中沉沦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纪委通报了3名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3名落马官员分别是原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薄连根，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原呼伦贝尔市副市长金昭。他们都曾是努力上进、春风得意的“好干部”，但随着权势的增大，在利益诱惑下渐渐迷失信仰，走向贪腐深渊不能自拔。最终，他们滥用权力疯狂建立的“财富帝国”在党纪国法前轰然倒塌。
靠山吃山，“经营”权力
半月谈记者梳理盘点3位官员的案卷发现，他们都是“靠山吃山”，政商“亲密”勾兑，企图通过商业化的洗钱方式打造个人的“财富帝国”。
长期主管城建工作的薄连根看好房地产，便处心积虑地做起了自己的房产生意，对请托人送予的房屋来者不拒。他一方面向求他办事的老板们收受索取房产，另一方面用受贿所得的赃款分别在北京、天津、珠海购买了房产。除了善于以房谋取私利外，他还热衷于投资项目、收藏珍品、放贷获利。
武志忠则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为家人经商办企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武志忠的家庭结构中，他是官，妻儿是商，官商结合画下一幅武家的财富地图。这些年，他的家人开办经营了房地产开发、煤炭运销等多家公司，获利颇丰。尤其是在他任职自治区法制办主任期间，其儿媳迅速成立了家族共同敛财洗钱的机构——内蒙古典章法学和社会学研究院，多次把公款洗进了私人腰包。
和薄连根、武志忠一样，金昭也深谙经营之道。呼伦贝尔市近年来发展较快，金昭把地区的发展机遇和组织赋予他的权力当作敛财的条件和工具，指令其妻子投资合伙经营木材生意，然后通过手中的权力把“看好的”生意合伙人扶植成大老板。
房门钥匙装满一提包，家产折算工薪达300多年
贪婪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洪水泛滥，随着职位的升迁，3人变本加厉、愈加疯狂。薄连根从刚开始只敢收三五万元到后来的上百万元，甚至一次收受880万元，到最后，不论行贿人身份如何，均“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2007年至2010年，内蒙古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了3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公司董事长白某某找薄连根签批上述工程项目的相关文件。薄连根在文件上签批“同意该项目先开工，后补办手续。”白某某则“知恩图报”地对薄连根许诺：“领导这几年没少支持我的项目，您放心，我给您准备个千八百万，等您退休之后，不用愁吃愁喝了。”薄连根则回应道：“好啊，这样我也就老有所养了。”
既然开发商这样说，薄连根就丝毫不客气。2010年4月的一天，薄连根给白某某打电话，以“紧急用钱”为由，让白某某先拿200万元。白某某没想到薄连根来真的，而且是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200万元，不给怕得罪薄，全给又舍不得，便打了个折扣给了100万元。然而，就因为这个“打折扣”，薄连根随后在饭桌上训诫白某某：“你这个人说得比做得好！”
在收受房产方面，薄连根几乎到了“毫不挑食”的地步——位置不好他不嫌弃，办不了房本他也不嫌弃，连经济适用房也不放过，动辄一次就收受3套。据专案组统计，2004年1月至2013年2月，薄连根通过受贿和主动索要，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957万余元，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震惊，不知不觉中收了巨额的钱财”。
武志忠同样瞄准了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经专案组查证，武志忠以其家人的名义在国内拥有房产33处，在加拿大拥有房产1处，其中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商业住房29处，在清查财产时，仅房门钥匙就装了满满一提包。
光是打开武志忠在北京、呼和浩特的几处储藏室便会令人瞠目结舌：成捆的现钞、金条、银条、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竟高达2000多件，专家估计价值高达927万元。检察机关扣押武志忠个人家产价值人民币4000多万元，经测算，以武志忠当时的工资收入计算，挣到这笔钱需要300多年。
贪婪和腐化相伴相生。武志忠逐渐变得意志力衰退、生活奢靡。据他自己交代，有一次他和妻子入住北京某高档酒店，在酒店一楼礼品店内，妻子看中一些首饰，武当即包下这个柜台里的全部首饰，其中仅一串珊瑚佛珠就价值18万余元。
金昭同样暴露贪婪的本性。2010年6月，得知金昭女儿准备购置一辆轿车的消息后，王某某慷慨解囊，送去几万元的购车费。2012年12月，金昭与申某某一同前往香港参加中小企业博览会，其间，申某某应金昭的要求陪同逛商场，金昭对一条白金项链爱不释手，申某某心领神会，当场将价值6.28万元的项链买下送给了他。
猖狂无度，目空一切
贪欲泛滥的背后，则是极度的官僚特权思想作祟。3位厅官认为自己位高权重就应该说了算、定了办，把专横跋扈、刚愎自用、个人专断当作“敢担当、有魄力”的表现，把大包大揽、轻率表态、胆大妄为看成是有能力的象征。
薄连根在他分管范围内，每次研究问题，不管大事小情都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对于不同的声音，轻则训斥，重则痛骂，有时甚至直接把异议者赶出会场。市政工程招标确定承建方等都要由他来拍板，一切程序制度、监督制约在他那里都是摆设。久而久之，“有事直接找薄市长，他说了算”便成了他分管领域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武志忠的盛气凌人、专横跋扈在当地司法系统是出了名的。他常常以个人好恶来行事决断，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就必须办到。武志忠常放言：“我是自治区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我就可以代表组织，我的决定就等同于组织决策。”在武志忠拿公款帮助妻子搞房地产开发时就有人提醒他“这事得经过自治区政府批准”。武志忠则说：“我是谁？我是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我就能代表政府。”正是这种霸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的官僚作风让其更加有恃无恐，视法纪如儿戏。
金昭在担任副市长之后，也把党纪国法丢在了一边，或是插手行政部门执法，或干扰税务部门正常的税务稽查，或干预组织部门的人事任免。在金昭的眼里，一切组织纪律、政策法律都比不过其手中的权力。
信仰一旦迷失，贪腐犹如“吃鸦片”
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遗憾的是，这3名曾经的“好干部”信仰早就坍塌，甚至不信马列信风水，不问苍生问鬼神。一位资深纪检干部指出，他们心中早已没有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深陷贪欲、纵情声色就如同吸食了精神鸦片而无法自控。
曾经的好干部咋落得“精神缺钙”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张力认为，放弃思想进步，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意志衰退，是这3名官员走向腐化堕落的根本原因。
薄连根16岁参加工作，成为一名运输公司的工人，因表现优秀在1976年被单位推荐到吉林工业大学汽车运输专业深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交通厅担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作第3年被破格提拔为运输处副处长，刚过40岁就成为交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成长的道路可谓是一帆风顺，然而，手握重权后的薄连根却慢慢放松了自己。
在检讨材料中他写道，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当了盟市级领导后，经常洽谈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项目，出入装潢考究的高档场所，接触的是出手阔绰的商人富豪，宴席上摆放的是名贵烟酒和珍肴佳品，渐渐地自己不仅身体倒在了觥筹交错的酒桌上，思想也迷失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我把中央的政策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当作耳旁风，到后来，自己每天连报纸都不翻不看，反而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感到新奇，并且追捧，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武志忠早期是一名下乡知识青年，被组织推荐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又经过在共青团多个岗位的历练，33岁当上了县长，后来又成长为一名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他没有把多年积累的司法素养用在执法守法上，而是用在了犯罪上。
金昭曾经是他人眼中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干部，他撰写的近百篇学术论文曾在国家一二类刊物和大学期刊发表，还成为北京某大学客座教授。然而，这些成绩和职务的升迁，令金昭的骄傲自满极度膨胀，逐渐放松了思想进步。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些年自治区经常搞大型反腐倡廉教育活动，播放了许多教育片，我每次看后都非常震惊，但很少跟自己联想和联系到一起，总认为那是在说别人。”
信仰扭曲到极致：佛像下面藏色情光盘
这三位官员中，信仰和人格分裂扭曲的典型当属武志忠。
武志忠把住所内的一间房子专门装修成佛堂，四壁用黄色绸缎装裱过的架柜上供奉着近百尊(幅)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和佛画，诸如佛珠、佛经、水晶唐卡、珊瑚莲花灯等供品琳琅满目。他自己每天还把念经拜佛当做必修课。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武志忠供奉佛像的柜子下面，竟然藏着近百张淫秽色情光盘。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代理会长赵九九指出，由此可见，武志忠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行为完全是在亵渎信仰。他之所以对佛菩萨祈祷供奉，只是为了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这折射出他信仰扭曲和心怀鬼胎的丑态。
如今，类似武志忠的例子为数不少，走上信仰的歪路已成为不少官员出事的“前兆”。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曾拜一位“女大仙”为师，家中也设有佛堂、道台；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家中香火不断地供奉瓷佛、金佛；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花40万元巨款为“抢”烧大年初一的头炷香；原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每收一笔赃款都要先放在佛龛下面“供”一下，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甚至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
赵九九认为，像武志忠这样“台上讲科学发展，台下搞烧香拜佛”的官员们，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不管是借助佛道还是风水，他们无非是妄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寄望于“贿赂”神佛，以为表面上的供奉可以让他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殊不知内心的骄奢和贪欲无度终将使自己吞下苦果。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和多数贪官一样，信念丧尽后，薄连根沉溺于酒色。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薄连根很少回家吃饭，而且接受老板们的宴请只喝茅台酒，一晚上消费几万元是最平常不过的。薄连根曾让人一次就给他送去10箱茅台酒。此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耗在贪恋女色中，在乌海、呼和浩特工作期间，先后与7名女性保持过情人关系，与十几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动辄就送给“女朋友”几万元的零花钱或者大房子。
金昭分管外事旅游工作多年，先后出国境81次，足迹遍布欧亚、美洲大陆，往来于俄、蒙等地。在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下，金昭不惜丢弃国格人格，经常在境外宾馆桑拿房等场所嫖娼。
在武志忠收藏的字画中，有“当官要清廉，办案要公正”、“厚德载物”、“铁肩担道义”、“静坐常思己过”等条幅。可惜的是，这些字句并没有警醒到他。
张力认为，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思想防线的失守是最危险的失守。内蒙古通报这3名官员违纪违法案件后，在自治区引起巨大反响，并对全区党员干部产生警示：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摒弃私利和特权，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住各种诱惑的重要法宝。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占明认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既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升。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如果放松思想进步，不注重加强党性锻炼和从政道德修养，就会犯错误，甚至突破底线，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除了信仰缺失，相关领域里的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和制约，制度执行不力，客观上为这3名官员专权贪腐提供了漏洞和机会。呼和浩特市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献华认为，凡事只要有了领导批示就能一路畅通无阻，这种漏洞过大、刚性制约不足的权力运行机制，对于手握重权的官员来说犹如“牛栏关猫，进出自如”。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用精细化、系统性、可操作、易监督的完备制度对权力进行分解制衡，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