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荣的权力场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苏荣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位被查的副国级官员，所涉嫌的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其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苏荣的落马也揭示了江西官场的权力寻租、政商勾结等黑幕。苏荣案仍在持续发酵，或有数十名在任官员卷入其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自今年6月14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以来，江西官场持续震荡，至今仍无平息迹象。
这三个多月里，江西多名厅级干部落马，涉及该省多个重要职位，其中包括省发改委主任李安泽、新余市委书记陈卫民。这些被查官员的共同之处是均与苏荣在江西关系密切。从2007年至2013年，苏荣曾主政江西长达6年之久。
9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潘逸阳被查，成为第五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2010年调往内蒙古任职前，潘逸阳也长期在江西工作，先后担任新余市委书记、省委农工部部长和赣州市委书记。
赣南是全国重点有色金属基地之一，素有“稀土王国”之称。潘逸阳曾主政赣州7年。当地官员分析，他的落马与其在赣州任内力推稀土资源重组有关，并可能牵涉苏荣案。苏、潘二人在江西省委常委班子曾共事3年。2010年，在全国两会上，苏荣曾当众称赞潘逸阳是江西“最年轻的老常委”。
官至副国级、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苏荣在青海、甘肃和江西三地均担任过一把手。不过，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显示，苏荣涉嫌的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其江西任内。
2013年9月18日，中央巡视组第八组在向江西反馈巡视情况时，组长王鸿举说，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等。
当时，王鸿举还向外界透露，巡视组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九个月后，苏荣落马，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首位被查的副国级官员。
苏荣被查，引发了江西官场的持续震荡。他涉嫌的违纪违法问题，是现在江西官员私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一个在他们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苏荣被查后，所交代的问题至少牵涉数十名江西现任官员，其中包括大约20名厅级以上干部。
备受诟病的“政绩”
2007年11月30日，苏荣离京赴赣，接替孟建柱出任江西省委书记。
苏荣到江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按照构想，江西将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建成一个以鄱阳湖为核心的经济特区。
为推动这一项目的实施，苏荣上任不久，江西就在2008年2月成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他亲自担任组长。2008年两会期间，苏荣还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关于建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构想”的新闻发布会，营造声势。
经过近两年的争取，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这一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纳入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
苏荣为何力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一次全国两会江西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会上，苏荣曾有过一番解释，说他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妻子用鄱阳湖水做的饭。
“我爱人在做饭的时候就说南昌的水最好喝，这不是偏信老婆的话，据我的观察，我爱人用同样的大米在吉林、青海、甘肃、北京做的饭都不如在南昌的好吃。” 苏荣说。他提到的这4个省市，均是他之前工作过的地方。
不过，一位知情的江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最早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构想的是江西省社科院的两位领导。苏荣在听取完他们的汇报后，觉得很好。
“他看中的是这个构想与当时正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非常契合。”这位知情人说。
苏荣前后至少4次到鄱阳湖考察。他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项目是关系江西长远发展大局的重大课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但遗憾的是，直到苏荣离开江西，这一战略也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进展，“对江西经济的带动就更为有限了。”上述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苏荣主政江西的6年中，“生态”成为他最重要的“抓手”。2008年5月，苏荣在江西泰豪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日后遭众人诟病的植树工程“一大四小”。由江西日报社和一家科技公司联合主办的泰豪论坛，被认为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探讨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
苏荣提到的“一大”是指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则包括县城和市府所在地的绿化、乡镇所在地的绿化、村一级的绿化，以及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的裸露地的绿化。他要求推进乡村的绿化美化香化，力求做到“白天看不到村庄，晚上看不到灯光”。
这项当时被认为“既符合中央精神，也符合江西实际，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程，在日后执行过程中严重脱离实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形象工程。
比如，这项工程规定，高速公路两侧隔离网以外10到20米，国道、省道两侧边沟以外5到10米，县、乡公路两侧边沟以外3到5米均要纳入绿化范畴，栽种树木。但实际情况是，江西多山，很多道路两旁都是农田。因此，地方在落实这一工程时，不得不征用农田，出现了多起浪费良田造林，以粮食换绿化的荒诞现象。对此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江西省委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苏荣刚到江西时，大家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在2007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上，苏荣的讲话思路清晰、务实，“给了大家很大的期望”。
“最初，他提出发展经济，同时要保护好环境，但后来却搞得走了样，不但经济与周边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差。”这位干部说，“可以说，苏荣主政时期是江西发展停滞的6年。”
苏荣主政江西的另一个抓手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在上任伊始，他就采取省委常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形式，为江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之路定调。
2008年4月15日至18日，苏荣亲自担任团长，率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各市市委书记、分管副市长和部分省直单位负责人，赴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考察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他在总结发言时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是加速江西崛起的重大战略，促进城镇化发展对促进新型工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一石双鸟”的作用。
但当时江西省一位主要领导认为，江西应该优先工业化，而不是城镇化。这位领导曾在2008年6月举办的泰豪论坛上公开说，“在中部欠发达地区，唯有咬定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农民就要往城里去。到城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有些同志说，上到城里来，到第三产业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里面有争议，我知道在座的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的观点坚持不放，我们可以争论。”
江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江西显然应该优先发展工业。
“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比较落后，但发展工业是一项更迫切、更根本的任务。”这位学者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城镇化发展经济，这样的发展模式见效快，但不可持续且存在很多的隐患。
从2000年开始，为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江西省曾以县为单位推进工业园区建设。至今，全省已搭建起了100多个工业园区。但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工业化在苏荣主政时期未受到重视，如今这些工业园区空置率居高不下，对当地经济很难起到有效的带动作用。
而另一方面，由于强力推进城镇化，江西各地经济的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严重。上述权威信息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以南昌为例，房地产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高得吓人，“甚至到了抛开土地财政，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的地步”。
一个例证就是，江西作为中部欠发达省份，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周边省份，有“经济盆地”的说法，但南昌的房价却普遍高于周边几个省会城市。
在苏荣的强力推动下，江西走上了先城镇化的道路。2010年1月，苏荣在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江西城镇化的总体目标是：到2012年，力争城镇化率达到46%以上，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继续加快省会南昌等中心城市发展，力争城区常住人口50万至100万的大城市达到9个以上，城区常住人口20万至50万的中等城市达到16个左右。
至此，苏荣在关于先城镇化还是先工业化的争论占据了上风。上述那位领导也在一年后的2011年5月调离江西。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苏荣上调北京尤其是落马后，江西开始重新权衡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利弊。
在今年7月19日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三届九次会议上，省委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战略。江西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应当说江西是走了弯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统一认识，不要发生犹豫与偏移。”
土地寻租
与发展工业相比，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似乎更容易发生权钱交易。而最早暴露苏荣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也正是来自于城镇化最容易滋生寻租的环节：土地转让。
“我一直坚信，他（苏荣）迟早要出事。而且肯定会与周建华的举报有关系。因为他打击报复周建华制造的这起案件太让人震惊了！” 周建华案的二审辩护律师周泽在苏荣被查的消息公布后说，周建华案很可能是引爆苏荣案的导火索。
传闻苏荣出事，始自2014年2月。当时海外有媒体报道，中纪委对苏荣展开调查，而苏荣的妻子和侄子已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拘押。该报道称，苏荣及妻子曾被网上实名举报卷入江西省新余市圈地弊案。
不过，苏荣仍出现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对记者有关家人被查的提问，他还故作轻松地说“谢谢你们”。
59岁的周建华被“双规”前，曾是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1年7月，他向下来了解情况的江西省委巡视组反映，苏荣的妻子于丽芳插手新余市区一桩“黄金地块”的交易，致使国家损失近10亿元。
周建华反映的这块土地位于新余市繁华的北湖路中段，毗邻北湖公园，占地322亩，曾是新余高专老校区。他反映说，2009年在对外公开拍卖过程中，时任新余市市长李安泽在于丽芳的干预下，擅自中断拍卖程序，以70万元/亩的价格将该地块贱卖给浙江籍商人陈建男，而当时该地段的土地成交价应在360万元/亩左右。
让周建华意外的是，几个月后，省纪委不仅没有对他反映的问题给予答复，反而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周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调查都是在苏荣的授意下进行的。
2012年1月4日，周建华被江西省纪委“双规”，理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13年7月，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建华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000余万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目前，该案仍处于二审阶段。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周建华后来将自己“双规”时的遭遇，偷偷写在香烟盒的锡箔纸上，托人传给他的前妻姚敏建。
周建华在信中说，他在“双规”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噩梦般的逼供：不让睡觉、拳打脚踢、扇耳光、喝马桶水以及各种羞辱，并以抓捕他的家属对其进行威胁和威逼。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屈服，被迫承认了相关指控。
姚敏建在获悉前夫的遭遇后，开始不断举报，成为最早公开曝光苏荣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人。
2013年全国两会时，她专程前往北京举报；当年4月，苏荣离赣进京履新后，她又将这些材料寄给江西省委、省政府和政法机关领导。
一个月后，中央巡视组第八组进驻江西。姚敏建更是实名公开举报苏荣妻子涉及新余市土地交易的贪腐问题，周建华因反映此事遭苏荣等人构陷。
苏荣落马两个月后，已调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的李安泽也被中纪委带走。一位熟悉李安泽的江西官员相信，他被带走是因为牵涉苏荣案。
这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余市一位主要领导曾对李安泽处理高专老校区地块提出过质疑，这让苏荣非常不满。很快，这位领导就被调离新余，交流到邻省湖南任职，至今没有回江西。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李安泽为了接近苏荣，曾多次邀请一位知名女中音歌唱家来江西演出，而背后的玄机仅仅是因为这位女歌唱家的丈夫与苏荣交好，两人曾是党校同学。
李安泽在帮助于丽芳拿下新余高专老校区地块后，很快就被提拔为新余市委书记。据报道，为此，他还与苏荣夫妇在南昌索菲特泰耐克大酒店吃饭庆祝，而投资建设该酒店的正是取得新余高专老校区地块开发权的浙江籍商人陈建男。
桂松案疑云
苏荣主政期间，江西经济发展缓慢，投资环境不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江西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言，外界对投资环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江西软环境的不满上。
“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行政效率过低，各种各样从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的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抵消了江西各种优惠政策带给外商的实惠。”汪玉奇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在江西投资的，多是苏荣的前任从江浙沪等发达地区拉来的民营资本。但在苏荣任内，有不少人撤资倒闭，“这与苏荣夫妇的插手不无关系”。
59岁的民营企业家桂松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早年，他曾在深圳和海外创业。2001年，他成立了江西鸿源数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鸿源公司），回家乡发展。
鸿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LCOS项目。这是一种大屏幕显示技术，在投影机显示技术领域，以低成本、高性能、环保著称，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鸿源公司一位杨姓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鸿源公司能够落户南昌，缘于1999年的首届深圳高交会。
“当时，桂松和他的团队展示了第一代LCOS技术产品，虽然外壳粗糙，但由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仍赢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位负责人说，许多城市纷纷表示愿为引进LCOS项目提供优惠政策和支持，其中就包括江西南昌。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为了动员桂松将LCOS项目落户南昌，江西还专门成立了以省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LCOS项目推进领导小组”。
落户初期，双方合作很顺利，鸿源公司也显露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选用了该公司生产的180寸大屏幕拼接电视墙和70寸高清数字电视机。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鸿源公司与地方政府就出现了裂隙。据上述杨姓负责人介绍，在公司落户之初，南昌市政府承诺划拨200亩地，用于科研人员及企业职工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但直到2006年，鸿源公司才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拿到了其中的120亩。后来，鸿源公司将这一项目的建设承包给了福建东方宏利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方宏利）。东方宏利拿到项目后，私自变更了项目用途，开发成高档商品住宅项目“东方海德堡”。
鸿源公司因此与东方宏利发生争执。期间，南昌市政府曾出面协调，要求鸿源公司“顾全大局，维持稳定，将配套项目转让给南昌东方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鸿源公司不服。2010年1月6日，桂松致函江西省委领导，举报东方宏利抢夺宏源公司研发配套用地，擅自将工业项目用地开发为房地产项目。
据桂松妻子李方红称，南昌市委领导得知此事后曾指责桂松，“两人在电话中吵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月后，因涉嫌行贿，桂松被江西警方网上通缉。当年3月5日，桂松在深圳被抓。3月18日，南昌市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批准逮捕桂松。
2012年12月31日，南昌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桂松犯单位行贿罪、抽逃资金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5年。
目前，此案仍处于二审阶段。桂松本人也在去年4月被取保候审。他以此为由，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不过，他的辩护律师杨金柱告诉记者，桂松案既不涉及黑社会集团，也无政治类敏感问题，被告人数也很少，而且全部是单位犯罪。就案件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在办理过程发现其中的不寻常，背后隐隐有巨大的无形手在操纵着，也涉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
2014年6月24日，该案二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在质证陈述中，桂松将矛头直指苏荣，称其批示授意江西省纪委牵头公检法各部门制造本案，“成立专案组，划拨数百万元财政资金，对我和鸿源公司展开跨境调查”。
据鸿源公司方面反映，南昌市委领导曾告诉桂松，鸿源生活配套用地转让是省委领导的决定，“上面要整你，你自己到省里去摆平吧。”
为了让桂松信服，该领导在电话中进一步透露称，通过南昌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夫人牵线，苏荣妻子于丽芬在香港收受了一个福建籍商人韩世忠高达“8位数”的贿赂。而后者正是与宏源公司争夺120亩配套用地的东方宏利公司的老板。
政商朋友圈
随着苏荣被查，围绕在他与家人周围的一个隐秘的商人朋友圈也逐渐浮出水面。
苏荣落马两周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方威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方威是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实际控制了方大炭素、方大特钢和方大化工三家上市公司。
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6年开始，方威的方大系并购重组当地国企和投资矿产资源的轨迹，与苏荣的为官履历如影相随。
2006年，方威在甘肃并购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其更名为方大炭素，苏荣时任甘肃省委书记。2009年，方大集团收购南昌钢铁有限公司，被称为江西国企改制的“典范”。2012年，方大集团再次入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江西钢铁产业三大支柱（南昌钢铁、新余钢铁和萍钢股份）中的两家收入囊中。这两次收购均发生在苏荣主政江西期间。
今年5月，正当方大集团向新余钢铁展开收购攻势时，江西钢铁行业重组的主要推手——省国资委原主任李天鸥突然被带走调查，方大并购的步伐也随之被打乱，迫使后者不得不就此收手，宣布放弃收购。
公开资料显示，李天鸥担任江西省国资委主任的时间是2007年至2013年，这也正是苏荣主政江西的6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西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李天鸥推动的很多国企改制项目，都与苏荣和他的家人存在交集。
2010年11月，江西省电子集团在李天鸥的直接主导下，完成了改制。上海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赣商集团）以9.8亿元的价格获得该集团百分之百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联创光电20.41%的股权。
江西籍商人邓凯元因持有赣商集团34%的股权，成为联创光电的实际控制人。有媒体报道，按当时的市值估计，邓凯元接手的股票价值至少超过10亿元，这还不包括江西省电子集团的其他资产。
据前述江西官员透露，邓凯元与苏荣夫妇来往密切，他们结识于2010年7月上海世博会江西馆开幕式。
当时，江西抚州刚刚发生决堤事件。邓凯元表示愿意向江西灾区捐款500万元，给苏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苏荣当即对身边的干部说，应该让这样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回江西老家发展。
邓凯元很快就回到了江西发展。除了收购江西省电子集团，他还承包了江西省新余市清宜公路的改建，而后转包给当地人。
周建华在举报材料中反映，邓凯元之所以能够承包该工程，完全依仗苏荣的妻子于丽芳，后者为此专门找到时任新余市市长李安泽，让其从中斡旋。
邓凯元对苏荣夫妇的“关照”也是投桃报李。据周建华举报，2011年上半年，于丽芳因病在上海做手术，住院期间的安排都是由邓凯元负责。
多位消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于丽芳在江西政商界非常活跃，呼风唤雨，人称“于姐”，俨然一副苏荣“代理人”的角色。
甚至一些与她熟识的人在江西也是如鱼得水。据上述消息源反映，于丽芳早年曾在吉林省质检局工作，她在该局的一位前任领导，如今还经常出现在江西官场的饭局上。
2013年12月，江西赣州市安远县原县委书记邝光华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今年8月，赣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邝光华当庭举报于丽芳插手安远县稀土矿开发，因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转而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邝光华的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赣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告诉邝光华，苏荣的爱人手中有些资金，对安远县的钼矿很感兴趣，想把它收购过来，让他从中协调促成此事。不久，于丽芳就派人到赣州与邝光华联系。邝光华为他们引荐了钼矿矿主潘某。不过后来，因为价格相差太大，双方没有谈成，“于丽芳以为是他从中作梗，因此对他怀恨在心。”邝光华的家属说。
攻守同盟
上述消息源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替商人朋友“摆平”麻烦时，于丽芳大多不亲自出面，而是由“经办人”具体操办。2014年6月3日被免去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职务的赵智勇就曾数次充当这一角色。
周建华在举报材料中曾反映，新余市某金矿因排污被关停，矿主找到于丽芬，后者就让赵智勇指使新余市主要领导，准许金矿恢复开采。
赵智勇后来被开除党籍，取消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江西省委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主要涉及作风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而且很可能在揭发苏荣上，有立功表现，所以免于刑事追究。
据这位官员透露，赵智勇在任期间，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在九江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曾提拔了一批女干部，不少属于破格提拔，从学校教师直接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
这轮反腐，除了苏荣、赵智勇之外，江西落马的省部级干部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和副省长姚木根。
陈安众曾在江西萍乡担任市委书记6年，期间大肆培植势力。他的落马与萍乡官场地震有直接关系。迄今，萍乡官场已有六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包括现任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常务副市长和市委秘书长。
之前有媒体报道，萍乡最早被调查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家群第一次和中央巡视组谈话回来后，曾对朋友讲，“如果我被抓，萍乡官场会倒一大帮人。”
果然，孙家群被查不到4个月，被他称为“老板”的陈安众应声落马。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陈安众被查的原因，除了插手工程项目外，还聚众吸毒、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发展到同时玩弄七八名女性。
“高层对此非常震怒，下令彻查。”这位消息源称，这才引发了后来的江西反腐风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多个消息源获悉，陈安众在苏荣2007年到江西任职后，与其关系非常密切，在很多事情上，都充当后者的“马前卒”，为其冲锋陷阵。苏荣对陈安众也不吝啬，很快将其提拔为省政协副主席，后又改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江西官场很早就流传苏荣买官卖官的传言。一个尚未证实的说法是，他曾明码标价，省里重要的正厅级岗位标价500万。
苏荣卖官的范围很可能还不局限于厅级官员。一位江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荣有个习惯，喜欢直接给下面的县委书记打电话，让其来汇报工作。接到电话的县委书记大多都非常激动，也心领神会地借着汇报的机会向其行贿送礼。
据一位接近苏荣的信息源透露，在其位于南昌滨江宾馆的家中，仅一套红木家具就价值600万左右。
一位长期观察江西官场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在这轮反腐风暴中落马的江西官员，相互之间显示出很强的关联性，尤其是在上下级中表现尤为明显。发迹于萍乡的陈安众因当地“官场地震”被查，而他落马后，同僚姚木根、赵智勇又相继被抓，并最终波及原省委班子的“班长”苏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姚木根案与苏荣案也有牵连。2014年3月姚木根被抓后，有消息称，江西还要出“大老虎”，暗示苏荣已被调查。
上述学者认为，苏荣主政期间，江西官场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政治清明。下级官员通过利益输送，获得上级的提拔，而上级也在提拔下属的过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攻守同盟”，而由此产生的站队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官场内讧。
江西省省委原宣传部长刘上洋曾撰写长篇散文《江西老表》，文中归纳了江西人六大性格特点，其中一点是“不排外但搞内讧”，从家庭、社会到官场，“无处不在的内讧，简直让人惊心动魄”。
“政治上的内讧不但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同时反过来又使得整个官场更加缺乏政治清明。”前述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