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导读：李东生表示，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一定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因为金钱和物质的目标是比较容易满足的。那年惠州市政府换届，要推荐我为副市长候选人，是很正式的，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到惠州考察找我谈。我当时觉得很意外，也认真考虑了一下，听了一些人的意见，后来还是谢绝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雄心勃勃，自己掌舵一个大企业，希望能够干一番事业。
10年前，李东生率TCL集团连续进行两次国际并购，吹响TCL国际化的号角，不料惨遭重创。困厄于低谷之中，他学习曾国藩，隐忍，坚韧，自省，从而逆转胜，一举完成“鹰的重生”。
“重生”后，在人生的下半场，李东生的视野更为宽广，赚钱、积累财富，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企业家做企业，真的不是追求更多的金钱、物质财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理想，和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李东生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产业报国之余，他期待以公益慈善提升社会文明。
李东生与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等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以实业强国为己任，带领企业成长为业界翘楚。在共有的特征之外，57岁的李东生又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在诸多大佬选择退隐的时代，他仍奔走于制造业的一线;除了以商业为人生的核心目标之外，他捐出个人财富、时间，以现代公益慈善的运作，达成社会理想。
时至今日，李东生仅个人公益慈善捐赠就已过亿元。2007年，李东生与夫人魏雪共同发起成立华萌基金(设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专项基金)。做商业，李东生放眼国际，心怀实业强国之信念，带领TCL开疆拓土，百折不回;做慈善，他更关注基础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之理念，务实专注，持之以恒。
2013年1月4日，华萌基金携手TCL公益基金会，分别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广东惠州签署了升级合作协议
“我觉得傻傻的”
李东生多年没有回高中母校惠州四中，2014年，忙碌之中，他先后两次前往，第一次是出资150万元设立“高君昭奖教奖学金”的签约，第二次是为获得“高君昭奖教奖学金”的教师、学生颁奖。
在第一次的签约现场，李东生有些动情地说：“岁月如梭，我们这帮同学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在惠州四中设立高君昭奖教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我们高中的班主任高君昭老师，去年9月高老师仙逝的时候，我和我的一帮同学，还有高老师的家人(商议)，想用一个有意义的方法来纪念我们敬爱的高老师。我这个提议得到了同学们的赞成和支持。希望通过设立奖教奖学金，能够让高老师坚守一生的高尚师德传承下去。”
文革期间，李东生读了不少文史哲类书籍，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他曾想报考文科专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还不够宽松，考虑到李东生为人直率，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认为他“学文科风险太大，令人担忧”，建议他报考理工科，将来投身实业，建设一国之基础。“高老师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样折腾下去没有前途。”李东生说。因此，他报考了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
四年苦读，一朝学成，李东生进入企业，大展抱负，而后参与创立TCL。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TCL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从小到大，已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的佼佼者，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之一，旗下拥有四家上市公司、五大产业集团。
对于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李东生来说，他更为看重的是教育对于个体的意义。
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被打压，学生上课要背诵领袖的“红宝书”，学生早已无心课业，到了1974年年初，一篇《林彪与孔孟之道》更是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李东生的班主任高君昭只能在学习上对学生严格要求。李东生非常努力，这使他在高中时代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以至于在其后来的人生道路中获益匪浅。
“我始终认为，教育对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他一生就有了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这一辈子很难有和别人一样成功的机会。”李东生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李东生对高君昭的帮助与教诲心存感激。今年，他两次亲到惠州四中现场参加活动。“我觉得重要的是参与进去，对学生来说，可能我是成功者，我希望在人格成长方面，给学生们一些帮助，在价值观方面能跟他们多一些交流。”
李东生对老师和母校都有相当的情感。
2012年，李东生和夫人魏雪一起回到华南理工大学参加母校60年校庆，以个人名义捐出3000万元为母校建设行政楼，同时，李东生还代表TCL集团，捐赠了价值1000万元的液晶显示器。
李东生的这笔捐赠，是截至当时华南理工大学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他透露，“有人说3000万可以做三个项目，我说做这一个就好了。”
李东生捐款后，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一再邀请冠上李东生的名字。校长告诉李东生，按照惯例，捐赠额达到1000万就能以捐赠者姓名为建筑命名。但李东生都拒绝了。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的当天，被问及拒绝的原因，李东生突然有些腼腆，双手插在一起垫在脑后，身体后仰，“我觉得傻傻的。”提及遍布全国的“逸夫楼”，李东生又笑着补充，“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是教学楼，以后如果我也捐赠教学楼，我有可能会考虑以我的名字命名。”最终，那栋行政楼由师生投票，取校训“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之意，为其命名为“笃行楼”。楼名出自校训，校训语出《中庸》，李东生颇为认同。“我觉得非常好，这种理念特别适合做实业，要务实，要独立。”
2014年3月27日，华盟基金出资的“华萌基金·高君昭奖教奖学金”签约
“参与到项目当中”
2007年，李东生与魏雪共同捐资设立华萌基金，这是“希望工程”启动以来第一个由企业家个人设立的公益基金。“华萌”二字，源自李东生父母的名字，取“慈济中华，萌动爱心”之意，至今已陆续开展了“华萌·宏志班”、“优秀乡村教师烛光奖”(以下简称“烛光奖”)、“大学圆梦华萌奖学金”、“高君昭奖教奖学金”、“暑假公益夏令营”等诸多公益项目。
更早前，商业成功的李东生一直“零散”地做慈善捐助，个人和家人极少参与，对于善款的走向和效果，他并不清楚。“一个人能力有限，之前做的公益慈善项目就比较零散，后来我就考虑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一个领域。”李东生说，“和我的太太魏雪商量以后，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搞一个教育基金，这样的话就可以参与到项目当中，做起来更有意义。”
之所以选择和中国青基会合作，李东生并非随意而为。青基会发起的“希望工程”是中国最大、最成功的贫困儿童基础教育帮扶项目，在李东生看来，无论是从项目管理能力抑或资金投放的专业度等方面考虑，青基会都是最合适的合作者，具体的合作洽谈，则全由魏雪完成。
助学助教，李东生、魏雪夫妇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专注深入，不做表面文章。
考虑到中国有6600多万的乡村儿童，有800万的乡村教师在一线执教。2008年9月，经过近9个月的筹备运作，华萌基金确定了资助具体内容并正式启动运作，颁发了第一届“华萌·宏志班”助学金与“乡村教师烛光奖”。项目运作与实施多由魏雪操持打理，每年数次活动，李东生也常常出席。
李东生表示，“设立‘华萌基金’，就是为了让初中毕业的孩子能有一个上好高中的机会，只有高中基础打牢后才有更多机会进入一个好大学。但是在这么多年来的公益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乡村地区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目前社会对乡村地区教学资源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华萌·宏志班”公益项目针对学生，从惠州华罗庚中学迈出实验性的第一步，支持5届总计25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完成全部三年高中学业，资助总额达600万元。
面对“重学轻师”这一基础教育帮扶中的弊病，“烛光奖”则是更有针对性。一直以来，乡村教师群体苦于生存环境差、待遇低、生活苦、没地位，有些乡村教师因为缺少培训无法转正，只能以“代课老师”身份任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月平均工资不过百元，以至乡村中“先生已老去，无人来任教”。“烛光奖”希望能在缓解乡村教师生存困境的同时，更给予他们社会的认可。项目最初在惠州范围内实施表彰计划，每年表彰100名教师，总额达250万元。
“华萌·宏志班的学员基本上都考上大学了。明年，惠州最早一批华萌·宏志班的学员就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之后，我相信会有人进入TCL工作。”李东生说。
去年，华萌基金的助学模式首先在湖北和云南两省进行复制，“烛光奖”转到TCL基金会运作。年初，TCL基金会与青基会正式签约，每年全国范围内评选300位优秀乡村教师，项目首轮将持续五年，计划投入2500万元。自此，发源于广东惠州的“烛光奖”与“华萌·宏志班”项目范围均已拓展到全国。
目前，TCL市值约为200多亿元，李东生占有股份约为6%，估算个人财富12亿。他掌管着中国最大、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但论个人财富，他几乎未曾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或“胡润百富榜”中，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多出现在“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及“胡润慈善榜”中，甚至跻身前列。
2004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中，李东排在第89位，2005年，他跃升至该榜单第5位，2006年，他排名第23位。依照惯例，当年榜单是对上一年度个人慈善捐赠所做的统计排名，而2005年，正是李东生与TCL最为艰难的一年，TCL的国际并购遭遇重创，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这一年，李东生个人捐款近千万。
中国家电业企业TCL出资冠名洛杉矶中国剧院的仪式，2013年1月11日在该剧院前广场隆重举行。冠名后的剧院全名为“荷里活TCL中国大剧院”
“‘实业强国’完全没有过时”
2004年，TCL集团连续并购法国汤姆逊及阿尔卡特两家公司，当时电视及手机行业正面临转型，因对后果估计不足，TCL的国际并购惨遭重创。“2005年，电视方面TCL在欧洲的业务亏损了2亿多欧元，手机业务国内海外加起来大概有20亿人民币。”2005年，TCL并购后遗症开始并发，一年后，TCL的A股股票戴上了ST的帽子，李东生甚至被《福布斯》评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之一。
仅半年时间，李东生瘦了20斤。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内敛的他罕有地开了一个玩笑，“那个时候的我身材最好了。”
谷底的李东生并未放弃，他迅速调整状态，开始了自我救赎。
2005年年底，TCL密集召开多次务虚会，接下来怎么做，经历过自我怀疑和深刻思考后，李东生已经想清楚，国际并购并不是一步必败之棋，只不过走得急了一些。2006年，TCL虽仍处危难之中，但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他们看清了方向。
他先将TCL的电工业务出售，套现16多亿，使TCL得以撑过2005年;2006年，他主动收缩业务规模，降低资金需求，确保资金链健康。收缩业务规模的同时，李东生努力保持TCL基本的研发投入，有数字显示，在2005~2007年的三年中，TCL年均投入研发费用达19亿人民币，这其中也包括两个海外并购公司研发团队的支出。“我不太清楚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的。企业竞争还得往前走，如果你的核心能力没有了，你以后更加没机会，不能把企业的未来砍掉。”
2006年，李东生以鹰自喻，发表《鹰的重生》等系列讲话。他在文中坦言TCL面临的危机，指出企业弊病，推动企业进行改革。同时，对如何从中国的一个企业变成国际的企业，以及TCL要做出哪些变革，提出了要求。
李东生《鹰的重生》系列文章流传甚广，时至今日，这则有着浓重悲壮色彩的励志故事仍在互联网上被到处转载，时有媒体引用，不断激励、鼓舞着身处困境的人们。该文开篇引用一则励志故事。传说鹰在40岁时须筑巢于崖，忍痛自断其喙、啄其扁爪、拔其翼羽，历经150天的隐忍，蜕变一新，再获30年寿命。否则，它将因“老化”而走向死亡。
李东生和TCL能否重生，当时并不被看好。而李东生则带领TCL在2007年底便以3.6亿元的盈利脱掉了ST的帽子。
他当然也怀疑过自己，并在TCL内部做了检讨。“那之前的20多年中，因为我们做到了持续成功，当时有点自信……过度自信。”李东生如此评价当年的自己。如今的他感慨，如果再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会做得更好，同时他也说，“这是企业经营的必经阶段，就像历史不能重来，很多事情你不经历过，很难说你靠书本、靠案例就能避免犯错，至少不能完全避免。”
回首10年前的惊心动魄，李东生或许心有余悸。但一直被舆论批为“全面溃败，满盘皆输”的TCL国际并购，却在日后逐渐显现出了价值，在TCL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坏事”看上去不但不那么“坏”，在李东生“做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这一长远目标下，似乎越来越像一件“好事”。
最早拿到移动通讯终端生产执照许可的13家企业，至今只有TCL通讯存活下来。不止于此，过去10年的通讯终端市场大洗牌中，TCL依靠其在海外的业务，还奇迹般地成长为了强者之一。
今年，TCL海外销售额占TCL通讯总体销售额的90%;彩电业务方面，基于国际并购和海外拓展，TCL的规模排名全球前五位，这让李东生有底气在2010年投资华星光电液晶面板。“因为我有全球的产业链，能够把上下游的产业链建立起来，这一块是并购在战略上给我们拓展的空间，无论是市场、产业链的布局，垂直整合，都有一个基础。”在李东生看来，10年前的国际并购让TCL有了很大的拓展空间。
今年上半年，TCL海外的销售收入，占其总销售额的47%，海外销售收入增长超过30%，是整个TCL集团销售增长的主力。那次国际化并购给TCL带来的正面效应正在逐步体现。“整个业务结构是比较健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跨国并购是成功的。”李东生说。
雷军带领小米手机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之时，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行业老大哥们”并不看好。今年年初，李东生对外宣布，TCL集团将实施“智能+互联网”及“产品+服务”的“双+”战略转型。“当时确实是我们看走眼了，小米的经营模式是很创新的，我们比较晚，所以TCL会加速推进‘双+’战略转型。”
TCL将加速转变，不变的，是李东生的“实业强国”梦。
在李东生看来，实业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而制造则包括硬件制造与软件制造。如今，TCL的新一轮蜕变已初现端倪。“现在我们在开发人员当中，三分之二是做软件的，做应用，包括操作系统、UI、各种应用开发，硬件设计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有这么一个变化。”李东生说，“从一个广义来理解的话，‘实业强国’完全没有过时。”
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之前，李东生正与人谈合作，内容有关TCL“双+”战略转型的一步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这是一种新型在线教育形式，自诞生之日起，MOOC就带有公益、开放、共享和互动的基因，势要“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
TCL的MOOC以及一系列新产品预计10月份开始陆续上线，这说明，TCL这只“老鹰”正以它全新的羽翼，带着30多年的技术积累飞向互联网。破网翱翔，李东生踌躇满志。他说，TCL将用5年时间从市值200多亿变成1000亿。
资料图
“曾国藩做人做事，我找到共鸣”
在TCL并购陷入低谷时，李东生时时以曾国藩的“扎硬营、打死仗”军事思想来激励员工。大起大落，再大起。这一点，李东生与他的“精神导师”曾国藩有几分相似。
如今，与TCL一并知名的长虹、熊猫等家电企业均已陨落;与李东生齐名的倪润峰、黄宏生等人已鲜闻于江湖。李东生却率领TCL在家电业的混战中脱颖而出，遭遇重创之后，又演绎了一幕现实版的重生大戏，一鼓作气，再度出发，历经商海大浪而不倒。在这背后，除了胆量、能力和目光，李东生还有信念、理想与情怀作为支撑。
在李东生的办公室，既有曾国藩的名言书法作品，更有曾国藩的著作，例如《曾国藩家书》。
一百多年前，曾国藩身处乱世，组建湘军抗战太平天国，虽多次大败，仍顽强坚持，终得人生巅峰。他的言行，让李东生敬佩有加。对于曾国藩的事迹，李东生总能信手拈来。
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李东生一数曾国藩处世为政的诸多优点，如其诚实、尽责、勤勉、善自省、严自律、肯牺牲、能忍辱、可应变、重创新等，并表示认同与欣赏。“曾国藩做人做事的见地、风格、价值观，都非常让我钦佩，我能够在思想上找到很多共鸣。”李东生说。
曾国藩受教于传统私塾，却能开放包容，甚至领风气之先，崇尚“实学”，提倡“实业”，可称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他建立制造局，冒政治风险斥资购买洋设备，在其倡议下，清政府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于重视基础教育，一直怀有“实业强国”梦，并为之践行三十余载的李东生来说，曾国藩确可称为“前辈”。
2004年法国总统向李董颁发法国国家荣誉勋章（法国受勋）
在TCL成立以来的逾三十年中，李东生足够勤勉、尽责。工作与家庭哪一个更重要，李东生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在他看来，在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企业面临激烈竞争，一个企业家要能持续成功实为不易，须有肯牺牲的精神，“全力以赴、全情投入”。他认为，全力以赴不一定能成功，不全力以赴，则一定不能成功。
李东生希望TCL做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作为企业家，他认为应如曾国藩般敢于承担社会、国家的责任，他“享受”这一过程。“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一定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因为金钱和物质的目标是比较容易满足的。”
做慈善避免商业利益诉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的慈善中，专门为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设立了一个纪念项目，她对你的人生给与了怎样的启迪与帮助?
李东生：1973年前后，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社会重新对知识比较重视，后来叫“批回潮”。那一年，工农兵大学入学做了一次文化考试，但很快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高老师一直都很鼓励同学去学习，谆谆引导。在高中那个阶段，我能打下很好的文化基础，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高老师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基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教育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怎样的意义?
李东生：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我始终认为，教育对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他一生就有了获得更大成就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这一辈子很难有和别人一样成功的机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你发起公益基金和公益基金会也是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李东生：一个人能力有限，之前做的公益慈善项目比较零散，后来我考虑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一个领域。和我的太太魏雪商量以后，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搞一个教育基金，这样的话就可以参与到项目当中，做起来更有意义。做教育的捐助，特别是华萌基金做的这些基础教育的项目相对纯粹，不太容易引起其他的解读和误会。这些年也有很多慈善的案例被解读，也有可能有个别是这种情况，捐助慈善搞一个名堂，实际上把很多商业利益的诉求放在里面。我们做基础教育，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何选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李东生：青基会之前做的“希望工程”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成功的公益项目，它有经验，挂在青基会下面，由青基会来管理，这样也保证资源投放相对公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华萌基金和深圳TCL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你会做哪些参与?
李东生：“宏志班”的参与比较多，我们不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资金支持，重要的是参与进去，比如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中间每年还会有两三次活动，希望在人格成长上，给学生们一些帮助。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成功者”，他们在心里可能希望能够像我们一样成功，价值观方面会多一些交流。另外，毕业班的同学，我们都会让他们来公司做参访，让他知道，做企业是什么样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公益慈善对社会的推动力和它的价值?
李东生：公益这种力量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讲，公益慈善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个更加文明、进步的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多社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投入到公益活动当中，我觉得这是进步的一个表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未来你个人以及企业方面会加大公益慈善投入?
李东生：对，随着我们自己的业绩越来越好，我们投入慈善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这是必然的。一般企业里用于慈善的投入，个人用于慈善的投入，和你创造财富的比例，一定是相关的。
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工作、生活，对你来说哪个更重要?
李东生：不夸张地说，我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家人还是挺理解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能持续成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间的竞争，市场的竞争，不断的技术升级、创新的竞争，所以要持续成功，就一定要有责任感，自己要全力以赴，全情投入。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企业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企业家来说，创造物质财富之外，是否需要创造一些精神财富?
李东生：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一定要有超越金钱物质以外的目标，因为金钱和物质的目标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在若干年前，单从金钱物质来讲，其实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目标，对我来说，我希望把企业做成一个全球领先，有竞争力的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开始就有这个目标?
李东生：这些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的。先有一个目标愿景，为此而追求，目标和愿景一定要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目标是要超越金钱以外的一个目标。这不单是一个口号，是真正源自内心的一个追求，是你真正幸福的一个坚持，这样才能够支撑你走更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听说1997年你有当副市长的机会?为什么拒绝了?
李东生：当时我已经是TCL集团的董事长，那年惠州市政府换届，要推荐我为副市长候选人，是很正式的，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到惠州考察找我谈。我当时觉得很意外，也认真考虑了一下，听了一些人的意见，后来还是谢绝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雄心勃勃，自己掌舵一个大企业，希望能够干一番事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企业有很大风险，殚精竭虑，做公务员可以高枕无忧。
李东生：我自己还是有一种兴趣，有一个目标，希望把自己的企业，能够做到在中国最有竞争力，创中国名牌，做一流企业。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确实有很多乐趣，虽然做企业很辛苦，要承担很大责任。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享受这个过程?
李东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TCL是少有的掌握一条完整产业链的企业，TCL为什么不走苹果公司那条路?
李东生：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更多是靠技术创新，他的核心能力在于它的创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应用这一技术创新，来支撑他的竞争力，而不在他的硬件产品制造方面，在于它的产品设计，特别是一些软件应用等等，所以制造这一部分由专业的公司帮他来做，这种模式，实际上欧美有一部分公司是这样做的，但是像苹果做到这么极致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它还是首创。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他们一些公司，都是保留了最核心的制造能力，并没有把这些能力外包出去，中国企业比他们低一点，我们更加不可能这样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一直推崇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李东生：我很敬重他，我觉得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践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一个代表。他处在乱世，能够完成他的一番使命，在文化、思想、价值观方面，我很欣赏、赞善、理解、认同他的一些做法。有几点敬佩：第一，他一生做任何事情都勤勉、尽责，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付出和牺牲很多，甚至可以忍辱，这是他做人的品格，没有这些品格，很难成功;第二，自律，他一生都很自律，按照现在共产党的标准，我看曾国藩当之无愧，反腐什么的，他可能不会牵连到里面，无论是财、权，都不能打动他;另外，他有很强的应变、创新能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曾国藩也是主张实业强国的。
李东生：曾国藩出自封建的教育，按道理他是比较难接受新事物的。在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曾国藩看到全球的改变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他第一个主张实业强国;另外，中国的第一届留学生是曾国藩领衔向清政府建议的，曾国藩是科举出身，他能够向清政府建议送学生去国外留学，真的不容易。曾国藩为人，无论他做人、做事风格，其远见，其价值观，都非常让我钦佩，在思想上，我能找到很多共鸣。
家电业进入中日韩三国竞争时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TCL的国际化进程已进入一个坦途期了?
李东生：不能说坦途，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比较好的布局。在欧洲、美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市场的布局比较均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家电业前景如何?
李东生：我觉得未来全球家电市场中，一定有有中国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中国要取得一个更强的市场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中国家电业在未来需要面对哪些国家的竞争?
李东生：欧美已经没有家电业了，他们已经被Out掉了，现在还是中日韩三足鼎立。韩国企业比较强，产业集中度高，综合实力强，规模大，中国企业也在快速崛起，日本企业相对在衰落，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多考虑日韩的竞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内容和服务一直是传统家电业的短板，TCL也是在向这方面转型，今年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吧?
李东生：是，我们现在提出“双+”战略转型，向智能加互联网转型，要建立产品加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我们主要的产业，无论是智能电视，还是智能手机，都是以智能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嵌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所以，在这块的布局，如果我们不能更快地形成自己的特点、优势，我们就很容易被Out掉了。我们不能只是一个硬件产品制造商，而是要把更多的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嵌入到产品中，直到我们从一个终端产品变成一个智能的终端，能够搭载很多互联网的应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转型之后会给产业形态、管理理念带来哪些具体改变?
李东生：以前我们是卖产品，产品卖出去，你的业务就结束了，未来产品卖出去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你要对顾客提供服务。以前只是经营产品，现在经营产品的同时也要经营好服务。这都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的观念、方法做出很大的改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互联网环境下，是否要对“产业强国”进行新的解读?
李东生：产业不能简单理解为制造业，服务也是一个产业，制造不单单理解为硬件制造，软件也是制造。在你的整个产品中，除了有硬件的价值，还有很多软件的价值，有这样一个变化。产业从一个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产业强国”不会过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报道说你60岁的时候会退休?
李东生：企业是我自己创办的，对我来说，我很愿意在能够推动企业成长的时候继续下去。至于什么时候退休，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在能力、精力方面，不能够胜任工作，我会主动退下来，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瓶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能否用简短的话评价你在TCL的三十多年?
李东生：这个我还没想过。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尽力往前走，一直在通过TCL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要我对企业的发展还继续有推动力，有能力带动企业往前走，我不会懈怠，不会贪图安逸去放弃这个进步。因为我自己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很享受，做企业的这个过程，如果不是自己喜欢这个事业，很难坚持到今天。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马蔚华退休了去管理壹基金，如果你退休了是否也会去管理基金会?
李东生：对于公益慈善，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愿意长期做下去，退休了以后肯定还是要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这是必然的。
